改革開放20年來的發展，證明兩種不同的改革開放觀是一個客觀存在。可以說，它們之間的鬥爭時起時伏，時明時暗，始終沒有停止過。這是關係到我們國家的走向和改革開放成敗的根本問題，中共中央對此有明確的認識。1990年12月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不改革不行，改革開放不堅持正確的方向也不行。在今後的十年中，我們必須依照這樣的認識，把改革開放事業更加健康地向前推進，使之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更加強大的推動力”。江澤民在1991年建黨70周年講話中再次強調要劃清兩種改革觀的根本界限，他說：“不進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會主義製度繼續保持蓬勃生機；在改革中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就會葬送黨和人民70年奮鬥的全部成果”。此後，他又多次從不同角度強調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這顯然應當成為全黨的共識和改革開放中的基本觀念。
應當指出，之所以存在兩種改革開放觀的對立和鬥爭，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外部環境及社會曆史的原因的。
應當看到，社會主義各國改革浪潮的最初興起，同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有著密切的關聯。蘇共二十大破除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起了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啟動了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開始衝破長期以來教條主義的束縛，探索適合本國實際的建設道路。但是，由於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報告的基本傾向，是全盤否定斯大林，這實際上是否定了斯大林領導時期的蘇聯社會主義曆史；對這樣重大的問題采取過於輕率的做法，加上西方國家利用這個秘密報告掀起了反共、反社會主義製度的惡浪，從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這種情況，不能不對蘇聯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走向產生深刻的影響。在一定意義上說，兩種不同的改革觀的對立和鬥爭，實際上在這個時期就已經存在了。以否定社會主義曆史、社會主義製度、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改革的取向，就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實質。他們改革目標就是要“根本改造整個社會：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要“炸毀過去的一切”。最後以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而告終。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實際上是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倡言“全民黨”和“全民國家”那股機會主義思潮的惡性發展。正是這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再加上其他多種因素的作用，最終葬送了十月革命的偉大成果。曾任戈爾巴喬夫的總統辦公室主任的瓦·博爾金在反思蘇聯解體這一曆史事件時說：“20世紀90年代初這樣的悲劇事件是我國數百年曆史上從未發生過的。無論是世界大戰、革命，還是兩大陣營的軍事、經濟對抗，都沒能摧毀和肢解這個偉大的國家。蘇聯是被人從內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響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葬送的，是被反對派搞垮的。”“我從道義上有責任把這場劇變的主要人物和組織者——戈爾巴喬夫的情況告訴世人，因為我是他班子中的成員，親眼目睹了他的思想和世界觀的變化過程，他如何在口頭上提出各種口號，而實際上卻幹著破壞的勾當，或者在社會改革中令人不能容忍地無所作為”。上述這些，會有助於我們認識兩種不同的改革觀的由來及其鬥爭的實質。
還應該看到，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往往把社會主義國家的暫時困難和改革，看做是他們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天賜良機。他們憑借經濟、科技和軍事的優勢，運用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外交的多種途徑，對社會主義國家展開強大的和平攻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各國推行和平演變的戰略，目的就是要用西方的政治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念，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製度。幾十年來，西方國家發動的這場“無硝煙的新的世界大戰”，是直截了當的、不加掩飾的。1989年5月布什拋出“超越遏製”的戰略時，他就認為，自杜魯門以來的遏製戰略“發生了作用”，現在正接近於戰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製度的“曆史性較量的尾聲”。蘇聯解體後，西方敵對勢力更是以社會主義中國作為其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重點，不斷製造事端，軟硬兼施，企圖達到“西化”、“分化”中國的目的。這裏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實施這一戰略時，不僅要用他們的理論觀點和價值觀念影響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政策和走向，而且還十分注意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培植反對派，支持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所謂“民主戰士”、“自由戰士”，作為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內部力量。這種情況，必然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嚴重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