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鄧小平會見巴西總統時提出：現在世界上問題很多，有兩個比較突出。一是和平問題，二是南北問題。1985年3月會見日本客人時，明確提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一些人基於對上述提法的理解或簡化，便將我們的時代說成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然而，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看，這種理解和簡化都是不準確的。
首先它同鄧小平的原意和黨的文獻的表述不符。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黨根據國內外新形勢做出了新的判斷，由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鄧小平與毛澤東這不同的兩代領導集體，處於同一個曆史大時代而不是“兩個時代”，但卻麵對不同的時代主題。鄧小平當時把和平與發展提為世界的兩大問題，不是抽象地談論和平問題與發展問題，而是針對東西方即社會主義製度與資本主義製度這兩種不同社會製度之間的冷戰狀態，突出地提出和平問題，針對南北方即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這兩種不同經濟水平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突出地提出發展問題。本意是要人們認識當今世界的基本矛盾和問題的產生根源，動員人們有對象、有目的地去為爭取和平與求得發展而進行不懈的鬥爭。他向外國人士最先提出這兩大問題，更表明是出於國際戰略的考慮。“我國外交的主要目標；一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二是增強國際合作，促進共同發展。”
198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尼雷爾時說：“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可見鄧小平講的和平與發展，矛頭是指向和平與發展的障礙——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具有鮮明的曆史的階級的內涵和針對性。同某些人對和平與發展的空喊、坐等、乞求或一廂情願態度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要和平、求合作、促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的主流”，而不簡單地表述為“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的主流”，也是鑒於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然嚴重威脅著和平與發展，隻有通過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人民“要”和平、“促”發展的行動與鬥爭，這一世界人民的普遍願望才有可能逐漸變為現實，這一世界曆史大趨勢才會真正成為不可逆轉的。
再看蘇東劇變，以美蘇對抗、東西方冷戰為標誌的兩極體製結束後，國際形勢總體上趨向緩和，但絕非一些人所想象的天下太平，人類安寧了。它正如鄧小平指出的：“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剛剛暴露出來。”“現在國際形勢不可測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來越突出。過去兩霸爭奪世界，現在比那個時候要複雜得多，亂得多。”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更明確提出：“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近年來的實踐不僅證明了上述判斷的正確性，而且由於兩極體製下舊平衡的打破，國界糾紛、民族矛盾、宗教衝突“三大瘟疫”流行，特別是霸權主義興風作浪，世界上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加，天下很不太平。
有關統計數字表明，冷戰時期的70-80年代世界各地發生的局部戰爭或武裝衝突平均每年3.5起。冷戰結束後的90年代，每年新發生的約10起，加上原有的約30起。1998年，武裝衝突、局部戰爭和軍事對峙30多起，其中大規模武裝衝突（長期投入武裝部隊並造成至少有1000名與戰爭有關人員的傷亡）27起。比1997年發生的25起有了增加。在過去十年中，僅死於武裝衝突中的兒童即達200萬人。1999年10月21日發表的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年度報告指出，1999年的武裝衝突表明，戰爭受害人數越來越多。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對外動用軍事力量平均每年6次，比冷戰時期美軍平均出動率高一倍以上。克林頓政府六年中出兵40多起，比布什政府期間的14起頻率高得多。美國不僅是世界最大的軍火出口國，而且其防務預算高於任何國家。1999年達到2762億美元，相當於俄、英、法、德、日、中六國軍費總和的1.67倍。目的是使美國能“同時進行兩場重大的地區戰爭”，並確保美國軍隊“在21世紀裏保持最精良的裝備”。現在人們競相準備的已是“信息戰”、“電子戰”、“生物戰”和“基因武器”等等。被稱為“好戰的女人”的奧爾布賴特早就說過：“如果我們不能動用軍隊，保留這支優秀軍隊還有什麼用？”
1998年5月，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希望非洲各國限製購買武器，預言“非洲十年的衝突正走向終結”。但事與願違，目前在撒哈拉以南42個國家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國家在進行戰爭。其中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衝突竟卷入了6個鄰國。非洲因此被稱為“打仗的大陸”。在素有“火藥庫”之稱的巴爾幹，1999年春夏之交，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弱小的南聯盟發動侵略戰爭，被稱為“第三條道路的戰爭”，使“火藥庫”又增戰火，標誌著冷戰結束後的世界形勢，出現了重大的戰略轉折。它表明：
（1）北約這個冷戰的工具，第一次成為美國操縱的、借口“人道”、“人權”即可繞過聯合國而進行熱戰的機器，並如奧爾布賴特所言，今後的行動將不受地域限製，從而變成全球性的侵略組織。它想打誰就打誰，想什麼時候打就什麼時候打，想打什麼目標就打什麼目標。如照此辦理，世界還有寧日嗎？（2）曾經是法西斯老巢的意大利和挑起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第一次派兵參加對當年的反法西斯英雄——塞爾維亞民族的狂轟濫炸。日本通過“美日新防衛合作指針”，從“永不再戰”變成“主動進攻”。有人形象地說，如果殺人成性的“鬼子”被放了出來，坐上美國戰車隨時配合美國作戰，不僅亞太要吃二遍苦，而且世界都會遭殃。（3）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遏製社會主義，同蘇聯爭霸，從大西洋東和太平洋西組成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包圍圈，即所謂“兩洋戰略”。現在實行的仍是從東、西兩端擠壓的傳統戰略，通過推動北約東擴和美日安保條約西擴，分別以英、德和日本為戰略支柱，以爭奪歐亞大陸為戰略重心，以“不聽話”的俄國和最後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為戰略障礙，必欲除之方能實現其單極獨霸的世界戰略。對南聯盟的侵略，就是這一戰略棋盤上走出的一步。它不僅想拔去南聯盟這個“釘子戶”，而且要以此進一步控製歐洲盟國，擠壓俄羅斯，並試探中國的反應，“殺雞給猴看”，誰不聽美國的話就宰誰。在這場侵略戰爭中，歐洲幾個國家執政的社會黨（工黨）積極參與，助紂為虐，不僅讓世人看清“第三條道路”究竟是什麼貨色，更使其本國人民進一步識破“民主社會主義”的本質，並必將導致其支持率與選票的下降。
於是就出現這樣的局麵：美蘇爭霸的冷戰結束了，針對社會主義和針對第三世界的兩個冷戰開始並加劇了，對俄羅斯的冷戰又開始（或曰恢複）了。柏林牆倒塌了，鋼牆代替了“鐵幕”，德國東、西部界限分明。當年包圍中國的“地網”（環中國東北、東南、中南、西南方向的軍事同盟條約）有人叫囂要“重新恢複”，戰區導彈防禦計劃的“天網”正在加緊構建。今天世界上除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出現了“戰爭國家”和“脫離衝突國家”這一類“新的國家”。美國《新聞周刊》報導，1999年5月一次民意測驗中，39%的人認為今天的世界比冷戰時期更危險，僅有18%的人認為它比冷戰期間安全。有的學者提出，“科索沃”是冷戰結束的結束和第二次冷戰的開始。這就是人們寄予希望、有人想重彩描繪的“後冷戰時代”的殘酷現實。
對帝國主義最有研究的列寧1916年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世界霸權’是帝國主義政治的內容，而帝國主義政治的繼續便是帝國主義戰爭。”一生同帝國主義作鬥爭的毛澤東1955年1月接見芬蘭首任駐華大使時說：“今天，世界戰爭的危險和對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美國的好戰分子。”幾十年過去了，盡管世界形勢和戰爭形式有了很大變化，盡管戈爾巴喬夫一類馬克思主義的叛徒否定“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甚至連“帝國主義”的字眼也不提了。但近十年來的實踐，特別是科索沃的連天炮火和對我駐南使館的導彈襲擊，使世人特別是國人猛然看到：原來帝國主義的本性並沒有改變！美帝亡我之心並沒有改變！帝國主義侵略戰爭遠在天涯，近在咫尺！“一天早晨，從夢中醒來，侵略者闖進我家鄉”。南斯拉夫電影《橋》中的這一唱詞，不仍是對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善良人民的警示嗎。
再看發展問題。冷戰結束後，美國大搞高速信息公路，因特網迅速擴展。然而目前全世界20億人用不上電，45億人沒有基本的電信工具。據歐洲的帕諾斯研究所分析，由於因特網絡集中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正麵臨著信息匱乏，把地球上大部分人口排除在信息社會之外。特別是由於世界社會主義處於低潮，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更肆無忌憚、變本加厲地剝削和掠奪不發達國家，致使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世界上的貧富鴻溝更為加深了。據聯合國開發技術署透露：“世界上20%最貧困人口今天隻可憐地占有世界收入的1.1%，而1991年所占比例為1.4%”。莫桑比克1997年比瑞士窮508倍，而1976年為52倍。可是世界十位巨富的資產卻高達1330億美元，相當於所有不發達國家國民收入的1.5倍。目前全世界處於絕對貧困的人口達13億，要解決這個問題，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分析和預測辦公室主任熱羅姆·班德說共需資金1300億美元。這就是說，僅用世界十位巨富的1330億美元的資產，就能解決13億絕對貧困人口的燃眉之急而且綽綽有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