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人類今天的發展問題，不是生產力絕對低下，不能養活人類自身，而是迄今仍占據統治地位的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製度和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既束縛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更使人類創造出的足夠的財富不能得到公平的分配，以致使相當大的一部分人連自身的生存也難以確保，逞論發展。當今世界，並非除了少數發達國家，就是發展中國家，而是還存在著相當數量談不上發展的最貧窮國家。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魯濱遜1999年8月8日在委內瑞拉《國民報》撰文談到：“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同公民的政治權利同等重要。但加強第一類權利的曆史實際上是極其可憐的。在世界上的許多地區，大多數人要求過體麵生活、恰當的飲食、應有的醫療服務和受教育的權利遭到拒絕。”又說：“從原則上說，各國際組織都有保證這些基本權利的意願。在近50年中，最富有的國家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所起的作用中得到了好處。這些國家最近又從世界貿易組織所起的作用中得到了好處。發展中國家遠遠沒有分享最發達國家財富增長帶來的好處，被擱置在一邊。”因此，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發展權隻是少數國家的特權”。
麵對上述嚴酷事實，國際上有人感歎：“柏林牆的倒塌導致和平與發展新時代的夢想已經破滅”。我們認為，夢想破滅當然是醒悟的表現，但將柏林牆的倒塌同和平與發展新時代的到來聯在一起，這一前提本身就是不正確的。因為當代導致戰爭與貧窮的根源並不是柏林牆，而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恰恰由於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惟一超級大國更有恃無恐，不僅要鞏固“冷戰的勝利成果”，而且要乘勝攻下“社會主義最後一大堡壘”；不僅要重新瓜分勢力範圍，而且要加緊對全世界的剝削與擴張。而推動這一切的，則是貪欲無限的金融壟斷資本。他們為了攫取最大利潤，把別國的發展當成競爭對手和對自己的威脅，將自己的發達建立在多數國家貧窮的基礎上。為了攫取最大利潤，既利用壟斷的高科技經商，大發“和平”財；又將人類智慧的結晶用於殺人，大發戰爭財。對這些嗜血鬼來說，“導彈一響，黃金萬兩”。
美國《商業日報》1999年11月11日文章稱：美國國會之所以拒絕批準《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以及立法議員希望修改或無視1972年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是因為這個國家最大的軍火製造公司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為首的一些武器承包商展開了大規模的遊說活動。世界政策研究所的威廉·哈通說：“武器行業已經給了國會山的共和黨人兩倍的錢”。“至少從現在看，這個行業的投資似乎有了收益”。1999年11月中旬，中美世貿談判達成協議，據《洛杉磯時報》每周刊出的“國家展望”專欄證實，美國許多跨國企業為了跟中國大陸做生意，已經遊說美國政府和國會。在這些企業的眼中，誰能夠得到近13億人口的龐大消費市場，誰即能掌握未來10年甚至20年的前景。可見對美國來說，無論戰爭與和平問題，還是世貿中的鬥爭與妥協問題，一切取決於是否對壟斷資本有利。這些人的所有活動，除了追求利潤還是追求利潤。
懂得了這一“秘密”，就不難看清他們的所謂和平，就是“強製的和平”與“和平的強製”，就是兩場戰爭中的間隙，而曆史經驗表明國際關係中完全和平的時期一般未超過60年。他們的所謂發展，就是一極財富積累，一極貧困積累；就是富國越來越富，窮國越來越窮。他們所謂的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就是由美國“領導整個世界”，霸權主義統治全球的時代。
馬克思主義從來認為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各國人民是熱愛和平和追求發展的。他們最懂得沒有和平，就難以發展；沒有發展，就不可能有穩定的和平。現在不是有人預測21世紀發生的戰爭將是水引起的戰爭嗎。因此，和平與發展作為曆史的大趨勢是不可阻擋的。但由於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的存在，這兩大目標均須人們通過奮鬥去爭取，目前尚未真正變成現實，談不上“世界曆史進程從戰爭轉向和平”，因為局部戰爭此伏彼起；更談不上“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因為人類仍不能免於“恐懼”與“匱乏”。從根本上說，隻有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不複存在，戰爭與貧困的根源最終消失，才會有世界的持久和平，社會的全麵進步和“一切人的自由發展”。
從上述認識出發，我們第一，必須在“要和平”的同時，提高警惕，增強國防。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表明，現代戰爭是高科技的立體戰。為此，我們要實行科技強軍戰略，特別是要建立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的“攻防兼備”的空軍，盡快實現由“國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備型轉變”。要把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可能發生的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盡快提高我軍在高技術條件下聯合作戰的能力。不論戰爭形態怎樣變化，武器裝備怎樣發展，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仍然是人，而不是武器。我們必須繼承和發揚“人民戰爭”的光榮傳統，這是我們的優勢和克敵製勝的法寶。要區分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那個動輒以“反恐怖”整人的美國，已獲得“高技術國際恐怖集團”和“最大的無賴國家”的“美名”。我們堅決反對非正義戰爭。對於維護祖國安全和統一的正義戰爭，則全力以赴，英勇奮戰，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第二，必須利用當前的國際和平環境，盡快發展自己。發展是解決當前各種問題的關鍵。但發展不僅要有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還要有社會的全麵進步和可持續發展，並要樹立“安全與發展統一觀”和“大國防觀”，采取軍民兼容、平戰結合體製。要利用高科技和先進知識超越傳統發展模式的機遇，戰勝各種挑戰，努力增強包括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在內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能力。它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落後就要挨打”，這是常見的事實和痛苦的真理。但我們反對“落後就該挨打”的強盜邏輯，也反對“落後隻能挨打”的懦夫哲學。軟弱被人欺，越怕越有鬼。沒有脊梁的民族，隻能永遠當奴隸。必須區分經濟水平的落後與社會製度的落後。貌似強大的反動落後的階級和製度，被一時幼弱卻不斷發展的先進階級和製度所戰勝和代替的事例，曆史和現實中屢見不鮮。我們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統一，既要靠實力，又要靠鬥爭，更要堅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時勝負在於力，千古成敗在於理”。
第三，鑒於惟一超級大國霸氣十足，操縱北約集團橫行霸道，國際上關於結盟與否的議論日多。除了“俄、印、中聯合”說，最近法國前內政部長、法蘭西聯盟主席夏爾·帕斯卡拒絕追隨美國，提出以國家聯盟對抗美國霸權，認為法國通過領頭搞這一活動——過去人們把這個運動叫做“不結盟”運動——將會重新找到自己過去的傳統。另一種思路則是日報認為中美在亞洲建立聯合管理體製，說冷戰結束後，在中國的周邊地區，以維持現狀為目標的美蘇協調體製正越來越被可稱為“美中聯合管理體製”的框架所取代。未來將是美中正式開始聯合管理的時代。至於那個李登輝，1998年8月與日本教授平鬆茂雄談話時，竟提出“日本應聯合台灣與印度夾擊中國”，其賣國求榮的原形畢露。
我國現今的對外政策，既不是當年的“一邊倒”，也不是後來的“一條線”，而是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國的發展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即使今後發達起來，也永遠不稱霸。但為了維護世界和平和祖國的安全與統一，我們堅定不移地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70年代，毛澤東根據變化了的國際形勢，提出關於三個世界的劃分思想。1974年4月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把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的劃分作為我國國際戰略思想公諸世界，引起普遍重視。今天，世界格局雖有變化，隻有一個超級大國，但國家結盟、軍事集團依然存在，新的挑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為了對付全球霸權主義，我國一些學者認為應在三個世界理論的基礎上加以適當調整，建立廣泛的反霸統一戰線。特別要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在各方麵相互支持，密切配合。這是我國外交的傳統與優勢。在國際上“傍大款”而輕“小”“窮”，是不得人心和缺乏遠見的。對於第二世界發達國家，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繼續改善和發展同它們的關係，尋求共同利益的彙合點，擴大互利合作。對於全球霸權主義，要區分政府與人民，決策集團與一般成員，好戰、反華勢力與和平、友好人士等，並在鬥爭中注意有理、有利、有節原則。“多行不義必自斃”。當年的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拿破侖帝國、第三帝國早已灰飛煙滅。今天，全球霸權終將全球碰壁，絕對霸權終將絕對衰落，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