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到裏根下台之前，美國當局對中國的曆史進程抱著一種樂觀態度，似乎中國正沿著美國希望的路線向前發展。美國國務卿舒爾茨1988年7月21日在夏威夷大學的演講說明了這一點。
舒爾茨在這篇題為《美國：太平洋國家》的演說中這樣講：“集體安全、解決地區性衝突、開放性市場以及民主的價值準則，這些40年來一直是促進民族發展、國家安全以及世界和亞太地區區域性穩定的強有力的方略。……今天，共產大國——先是中國，現在是蘇聯——似乎已開始認識到這些政策的力量。”“形勢正依循我們的途徑發展——邁向和平，邁向緩和緊張局勢，邁向自由市場和民主的價值標準。”
如果仔細品味一下舒爾茨上述講話的內容，不難發現，他在竭力把美國打扮成一個一向愛好和平的天使的同時，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兜售美國式資本主義和價值觀上。並且認為中國已先於蘇聯開始受到美國政策的吸引。這或許就是美國當局當時對其“和平演變”中國所取得成就的沾沾自喜的自白吧。
總起來看，從卡特到裏根執政這12年間，美國對華人權外交逐步轉向了公開化並使鬥爭長期化。盡管美國在這一段的重點放到了蘇聯東歐，但對中國的政治影響和“和平演變”的考慮卻一天也沒有停止。他們甚至把中國看做是先於蘇聯接受美國政策影響的國家。
但是，發人深思的是，美國當局如此大張旗鼓地發動對共產主義的全球攻勢並日益明顯地威脅中國之時，竟然沒有在80年代擔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兩任前領導人的政治活動實踐中引起應有的認識和警惕，更沒有采取任何相應的有力的對策。相反，他們看不清美國人權外交的帝國主義本質，在美國人權外交和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政治勢力麵前，容忍甚至放任鼓勵，這就在客觀上迎合了“和平演變”戰略的目標和要求。正如鄧小平同誌所說，“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就是因為“後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麵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他後來進一步強調，前兩任總書記“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這樣，到了80年代末，中國確實麵臨著相當嚴峻的政治形勢。一方麵，裏根發動的反共主義全球運動在大力推行；另一方麵，是我國資產階級自由化政治勢力的形成和擴大。在一段時間裏，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係幾乎在每一個領域、每一個基本觀點上，都遭到低毀和挑戰；我們黨和人民所珍視、引為驕傲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光榮曆史和傳統，都無例外地遭到淩辱和褻瀆；我們用以完善、鞏固、發展社會主義製度的所有革命口號，包括“改革”、“開放”、“思想解放”、“觀念更新”，也幾乎無例外地被接過去加以歪曲，並把它們變成推動中國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口號。到最後，甚至連愛國主義都被當做“最後一道防線”加以拋棄。1988年，圍繞電視片《河殤》掀起的那場大鼓噪，把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咄咄逼人的攻勢推向高潮。《河殤》以“曆史總體反思”為標榜，實質上是對我們民族的曆史、革命史，對社會主義製度和共產主義理想的總體否定。正如《河殤》這部電視片的“總顧問”金觀濤所斷言的，他們所要說明的是“社會主義的嚐試及其失敗，是20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顯然，他們的論調是和美國當局遙相呼應的。
由於上述情況，美國當局一些人對當時中國的發展方向確實做出了認為十分有利於他們的樂觀估計。如，美國《外交》季刊1997年3，4月合刊的一篇文章指出：直到80年代末，美國一直“相信中國將不可避免地變得像西方一樣非意識形態（化）、實用主義、實利主義，並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更加自由。”由此可見美國當局當時的心態。
4.1989年“六四”前後
1989年1月，美國共和黨人布什繼裏根之後人主白宮。這時，正是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惡性發展之時，更是東歐發生曆史劇變的前夜。布什一上台，就風塵仆仆地開始了他的中國和東歐的波、匈兩國之行。對於他這兩次訪問，用他自己和他的謀士的話說，是“就共產主義危機采取行動”的重大步驟，是抓住一個千載難逢的“曆史性機遇”，來加速“共產主義製度的失敗”的過程。在談到為什麼上任才一個月就這麼快地對中國進行訪問時，布什說，“因為，我認為中美之間的關係是極為重要的，是我們已建立的最重要的關係之一”。他特別強調，“當今世界上‘正吹拂著一股清新的和風’。全世界正出現一個爭取更大自由的運動，即人類創造的自由和經濟機會的自由”，而“中國是最先感受到這股清新的和風的國家之一”。顯然，在布什看來，中國應當是最有希望“和平演變”的國家之一。
因此，雖然當時從布什整個對外戰略看，蘇聯仍然是被置於最核心的地位，但中國卻被認為是美國最有希望予以演變的國家。這當然有來自對我國改革開放政策之錯覺，也有對中國在中央領導核心中出現美國所企望的轉向的極大幻想。為此，他們在“六四”之前進行了一係列緊鑼密鼓的活動。
在經濟上，他們在向中國提供貸款和最惠國待遇的同時，力圖通過發展美中兩國經濟、貿易和技術合作，來影響中國的經濟決策，誘導中國經濟改革轉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政治上，煞費苦心地培植親西方勢力，特別是注重在領導層身上做文章。此外，還加強了對留美學生的“戰略投資”，以改變“未來領導人”的政治立場和信念。在思想文化領域裏則大搞攻心戰，通過各種文化、學術交流、報刊、雜誌等新聞媒體向中國宣傳資本主義模式及其製度的優越性，宣傳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和“民主”、“自由”、“人權”等西方價值觀。更露骨的是，美國一些報刊和“美國之音”利用1989年4月巧日胡耀邦同誌逝世的時機，大肆進行歪曲報道，煽動和支持學生上街遊行，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4月16日，由在美國的“中國民聯”部分人組成的“中國民主黨”向北京一些大學生發出《告全國同胞書》，煽動學生“要求保守派官僚們下台”，“促使中共結束其專製統治”。矛頭直指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月21日得到美國支持的國內一小撮反動分子甚至貼出“打倒共產黨”、“中華民國、國民黨萬歲”的標語。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等立即對中國出現的動亂表示支持。4月27日美國三大電視網都把中國學潮和動亂作為頭條新聞加以報道。當時《華盛頓郵報》的一篇社論公然散布說，希望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是“一種專斷、殘酷和不起作用的政治秩序——共產主義——的崩潰”。《華盛頓日報》說，“結束共產主義下的淒慘生活不是改革製度，而是徹底根除”。布什多次表態，表示支持中國動亂分子的要求。
5月下旬，當北京一些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聚集並成立臨時指揮部時，美國當局和一些報紙更是欣喜若狂。5月21日，美國《華盛頓郵報》以《北京起義——在人民新革命的背後》為題發表文章，宣傳“中國政府遭到人們徹底的公開反抗。”在美國當局的慫恿鼓勵下，6月2日在北京多所高等院校反複出現公開主張組織武裝，聯合台灣國民黨力量並取得國外支持進行反對共產黨活動的傳單——《如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今中國時局可能性預測與分析》。
從美國總統到傳媒的所作所為，不難看出，美國處心積慮地想通過支持中國的動亂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這一行動極大地鼓勵了中國的自由化分子和顛覆分子。對於如此猖狂的進攻如果不加反擊，甚至退讓妥協，其後果不堪設想。
“六四”風波正是在這一國際大背景下爆發的。正如當時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發表的重要講話所指出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隻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
“六四”反革命暴亂被粉碎的當天，美國總統布什立即發表聲明，攻擊中國政府平息暴亂的行動，並宣布采取一係列所謂製裁中國的措施，還聲稱“共產黨社會民主化過程決不會是順利的”。準備做長期鬥爭的打算。
“六四”事件發生後，在布什、貝克等高層人士的首肯下，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美駐華使館利用高技術裝備，通過“地下鐵道”組織了幫助被通緝的“民運”重要頭目潛逃的“黃雀行動”。布什政府帶頭在西方國家中實施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技術製裁。接著，美國國會又以保護人權、防止留學生回國受迫害為名，通過了一項關於中國留學生長期留居美國的佩洛西法案。1990年初，美國國務院發表了年度國別人權報告，從此開始將中國列為其攻擊的重點目標，攻擊中國是“專製國家”，實行的是“極權統治”等等。1990年3月，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上第一次開始炮製有關中國人權問題的決議案。5月12日，布什簽署公告，宣布5月13日為“全國支持自由和人權日”，對中國政府橫加指責。1992年2月，蘇聯瓦解後僅兩個月，當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詹姆斯·貝克就急不可耐地說，“蘇聯的崩潰產生了一個世紀才有一次的機會在全世界推行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念”。“和平演變”的目標更加對準了中國。80年代，曾幻想中國會自動地走向資本主義並把中國視為“朋友”的美國，此時則把中國看成是危險的“敵人”。由此也更加增添了美國對華政策中的新內容與新特點。這些在1993年上台執政的克林頓政權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5.1993年以來
1993年1月起，美國民主黨人，原阿肯色州州長克林頓擔任美國總統。這是在美蘇冷戰結束，兩極格局解體之後上台的第一任美國總統。克林頓上台時美國麵臨的國際形勢是，一方麵，美國的長期對手蘇聯已不複存在；另一方麵，世界卻出現向多極化發展的趨勢。由民族、宗教、領土等引起的地區衝突明顯增多。令美國始料所未及的是，中國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國際大背景下，在。經曆了“六四”暴亂之後，不僅沒有垮台或發生演變，而且堅持改革開放，政局穩定，經濟以令人膛目的速度健康地向前發展，社會主義綜合國力穩步增長，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不斷增強。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雖然更為迫切地想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向中國施加壓力，逼迫中國“西化”和“分化”，隻是又覺一時難以下手，更無法操之過急。但是“和平演變”中國的基本方針還是通過克林頓的主要助手和盤托出。1993年1月13日，被提名為國務卿的沃倫·克裏斯托弗公然聲稱，對中國“我們的政策將是設法通過鼓勵那個偉大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勢力，來促進中國從共產主義向民主的和平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