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9年以前：
中美兩國建立聯係，從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後號”到中國廣州販取絲茶開始，到現在已有200多年曆史。從1784年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的50多年時間，兩國關係基本上是平等友好的。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北部工業革命的發展及資本主義經濟勢力的膨脹，美國加強了向太平洋和亞洲擴張的勢頭，其對中國的侵略也已開始。重要標誌之一就是1844年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以此為契機，美國當局對華意識形態滲透政策也已有所表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開始竭力貶低中國人民，甚至把中國人汙蔑為“懶散的動物”。與此同時，他們把中國看做是亞洲“向西去的文明潮流”的“樞紐”，“是一個有指望的地方”，而“美國人具有特殊的責任去進行指導”。
然而，這種指導又是什麼呢？一是反對辛亥革命而支持袁世凱稱帝。因為在美國看來，“共和政府絕對不適宜中國人。中國人隻知道皇帝”。二是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這是因為在美國看來，假手蔣介石不僅能開辟巨大的中國市場，還可以開辟其他亞洲國家的市場。於是他們把矛頭對準了他們認為是心腹之患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曾信心十足地說道，“沒有理由認為國民黨政府就不能在這個鬥爭中取得勝利”。結果是，在中國製造了一場空前的民族災難，卻最後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2.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70年代末：
1949年，當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已成定局之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7月20日致杜魯門總統的一封信中，提出了鼓勵和支持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使中國“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的鬥爭策略。他在信中說，“我們仍舊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局·麵無論可能怎樣悲慘，無論中國龐大人口中的一個主要部分，可能殘酷地處於為一個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的一個政黨的剝削之下，中國悠久文明和民主個人主義終將再起來，中國終將推翻外來的羈絆。我認為我們應當鼓勵在中國的一切發展，這些發展在現在或將來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而工作”。顯然，艾氏在這裏說的“帝國主義”，指的是蘇聯；“一個政黨”，指的是中國共產黨。艾氏的主旨就是運用美國的資產階級民主和個人主義價值觀“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從內部搞“和平演變”，以達到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搞垮人民政權的目的。這樣，艾奇遜成了製訂對華“和平演變”策略的始作俑者。50年代中期，麵對社會主義在蘇聯、中國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國家中的鞏固和發展，以及美國在侵朝戰爭中的失敗，美國的某些人更進一步把“和平演變”作為對付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的策略原則。1953年1月準備走馬上任國務卿的杜勒斯公然提出對中國等人民民主國家的“解放問題”，鼓吹以意識形態作為手段促進這些國家的“解放”，並且說，“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壓力、宣傳的壓力能產生效果的人，就是太無知了”。
為了達到所謂“解放”中國的目的，杜勒斯之流可說是用盡心計。
杜勒斯曾說，“如果我們認為，貿易和文化關係能夠促進這種消逝，那末我們就建立這樣的關係。”
“如果我們認為，我們同現政權建立外交關係能促進這種消逝，那麼我們就建立這種關係。”
“如果我們認為，現政權參加一些聯合國的活動能夠促進這種消逝，那我們就不反對它參加。”
但是，1958年8月11日美國國務院還是發表了所謂不承認中國的備忘錄。備忘錄稱，“美國認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不是永久的，它有朝一日總會消失的。它（美國）想通過不給北平外交上承認的作法，來加速這種消失的過程”。
總之，通過各種手段根本改變中國社會製度成了美國當局的既定方針。
不過，由於五六十年代美國一直推行孤立遏製中國的政策，兩國少有接觸。這反倒使和平演變中國的政策，一時難售其奸，而當時美國把目標的重點放在了東歐。
3.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
1969年共和黨人理查德·尼克鬆總統上台執政。鑒於當時美國所處的國際國內形勢，特別是美國國力相對衰落，蘇聯實力地位迅速上升，世界向多極化方向發展，中國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力量的壯大，尼克鬆政府開始被迫對外交政策做出重大調整，於1969年7月提出了“尼克鬆主義”。其中，把改變對中國的政策作為關鍵的一步，並於1972年2月實現了他的夙願——訪問中國。雙方簽署了《上海公報》，美國持續了20多年的對華“封鎖”和“孤立”政策，終於成了曆史的陳跡。中美關係跨入了一個新階段。這一積極的步驟對中美雙方都帶來了益處。但是，這也使美國對華和平演變政策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特別是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交後，美國加快了企圖引導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步伐。
進入80年代後，在美國朝野的一些反共人士看來，是他們施加意識形態影響，搞“和平演變”的極好時機。這一方麵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這段和平環境中，現代科學技術有了迅猛的發展，社會經濟力量有了迅速的膨脹。社會和階級矛盾得到了局部的調整和調節，因而資本主義世界在經濟和科技上積累起了相對的優勢。與此同時，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種種複雜原因，在社會和經濟問題上，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挫折。所以，從70年代末開始，中國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都先後進行全麵的社會主義的體製改革。這種改革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但在一些反共、反社會主義者的眼中，這是他們實施“和平戰略”，把社會主義拉向倒退的大好時機。1982年6月I日美國裏根總統在英國議會發表演說時聲稱：“我現在要敘述的長期計劃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前進，將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棄置在曆史的灰燼之中。”裏根發表演說後，美國國務院舉辦了一次所謂研討共產黨國家民主化運動的會議。國務卿舒爾茨應邀在會上發表演說，說支持民主不僅是美國政府的政策，也是美國曆史和世界觀的根本所在，公開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國家內”的“和平轉變”上。美國一些人鼓吹，要抓住機會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並說什麼“西方地理政治的利益在於鼓勵中國的新政策”，“蘇聯經濟將會完全卷入規模更大的世界經濟，從而使自己陷入互相依賴的商業和財經關係網。這是非共產黨世界國際政治的標誌之一。”
在上述思想指導下，美國以推行人權外交等手段，開始了有計劃的和平演變中國的行動。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後，鄧小平於1月28日至2月5日對美進行了正式訪問。就在鄧小平訪美期間，卡特總統提出了恢複外國在中國傳教自由和中國移民自由等問題。1979年3月美國國會兩院先後通過《與台灣關係法》，強調“維護並促進全體台灣人民的人權是美國的目標。”
1979年8月美國副總統蒙代爾訪華期間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聲稱他“代表卡特總統給中國人民帶來一個信息，這是關於美國、關於它在世界上的目的，以及我們對中美關係所抱的希望的信息。……我們對人權、同情心和社會正義抱有根本的信念。美國的民主製度使這些價值觀標準得以製度化”。竭力推銷美國資本主義製度和價值觀念。隻是當時由於美國出於對抗蘇聯的戰略需要，中美兩國關於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尚未公開化。
1981年裏根上台後，美國政府逐漸把中美兩國在人權問題上的衝突推向公開。1983年2月8日，美國國務院提交的所謂各國“人權”情況報告，其中涉及中國時誣稱中國的“政治結構繼續在對個人權利和自由施加重大限製，盡管中國總趨勢是向一個較為開放的社會演變”。1983年4月4日，美國司法部宣布美國移民和歸化局已經同意讓中國女網球運動員胡娜在美“避難”，其編造的理由是中共強迫她加入中國共產黨，而裏根總統宣稱他“寧肯收養她也不會強迫她返回中國”。中國政府認為這是美國當局“蓄意、製造的一起嚴重政治事件”，向美國提出強烈抗議。4月7日，中國文化部宣布自即日起停止執行1982年和1983年中美文化交流執行計劃中尚未執行的全部項目。4月9日，美國副總統布什為美國決定給予胡娜政治庇護的行為進行辯解，宣稱美國不能因有人反對就屈服，就這樣一個問題向美國挑戰是不適當的。
胡娜叛逃事件實際上是中美兩國在“人權”問題上第一次出現的正麵交鋒。
此外，美國在中國計劃生育、西藏等問題上也露骨地幹涉中國內政。
1984年5月9日，美眾院通過一項援外法案修正案，禁止資助中國推行人口控製計劃或資助在中國推行強迫墮胎的人口控製計劃組織。1985年9月25日，美國國際開發署發表聲明，以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支持中國的強製性墮胎和非自願性絕育為由，決定扣留原準備向該組織提供的1000萬美元的經費。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隨即對美國歪曲我人口政策表示強烈不滿。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發言人發表聲明駁斥美國政府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攻擊。
美國當局還把矛頭對準中國社會製度並在西藏問題上製造事端。1987年6月18日，美眾議院通過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的修正案和關於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的修正案。前一修正案稱，中國領導應當采取必要的步驟去建立一個更民主的社會，一個實行保護所有在那個國家生活的人基本人權和自由以及開放的政治體製的民主社會。力圖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引向美國所希望的方向。後一修正案則稱，美應當敦促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做出的進行建設性對話的努力采取相應的行動；美總統應當指示美官員更加關注西藏人民的憂慮，以同所有關心西藏侵犯人權的人密切合作，以便尋求美國政府和人民能為之效力的領域。表明美國當局在公然為西藏分裂主義的達賴集團撐腰。美國當局這些行徑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的憤怒抗議。6月2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美國國會的行為是粗暴幹涉中國的內政，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中國表示強烈憤慨和不滿。但是，美國當局仍我行我素。9月18日至28日，安排達賴訪美。21日，達賴應邀在美眾院人權小組上發表講話，稱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10月6日，美參院以98票對零票通過參議員佩爾和赫爾姆斯提出的一項關於所謂“西藏問題”修正案。修正案歪曲當時在拉薩發生的騷亂事件，抗議所謂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聲稱美國“應該把對待西藏人民的態度作為它處理同中國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裏根總統隨後簽署了這一修正案。
這一時期，美國還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向中國人民宣揚資本主義的所謂優越性。例如，1985年10月16日，美國副總統布什在四川大學發表演講時稱，“我們滿懷熱情地相信我們的資本主義製度和私有製，這種製度使我國變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