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的一條千年古訓。在對付美國的意識形態滲透政策時亦需要牢記這一點。由此，我們的對策似應歸結為以下幾點：
一、要充分估計到今後鬥爭的複雜性、艱苦性和長期性，清除麻痹思想
前已說明，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向中國滲透並以此達到“和平演變”中國的目的，這一反映美國資本帝國主義本質的對外方針，是絕不會改變的。而美國作為目前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倚恃其在經濟、軍事、外交、科學技術、文化乃至意識形態上的優勢，使意識形態鬥爭處於“西攻東守”的態勢，這一鬥爭的基本特點，今後也將在相當長時期內存在。特別是自90年代初以來由於以信息技術為龍頭的高科技產業的興起而導致美國持續了100個月的高增長、低通脹的經濟發展，使美國似乎更有了稱霸世界幹涉別國的資本。西方各國盡管內部存在矛盾，但他們具有大體相同的價值觀、人權觀，同屬典型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有維護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共同利益，因此，在涉及清除被他們認為是擴張資本主義勢力的共同障礙時，在涉及打擊那些不接受他們的政治經濟模式的國家時，他們中間一些主要國家，表現出了一致性，如美英就是如此。在用意識形態影響別國，實現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壓製和剝削第三世界國家時，也往往存在某種一致性。1999年年初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不就是在共同鼓吹“人權高於主權”、“主權有限論”、“人道主義幹預論”、“新幹涉主義”、“為價值而戰”這類力圖使他們霸權主義行徑“合法化”的謬論嗎？他們動輒把資產階級的標準冒充為全民和全世界的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辨真偽，沒有勇氣衝破資產階級思想的迷霧，就會遭致災難性後果。蘇聯戈爾巴喬夫宣揚“民主社會主義”，鼓吹以“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觀”為標準，就是極其深刻的反麵教訓。
至於美國政客，如前所述，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對中國的敵意是根本不會消除的。對此絕不能心存幻想。前不久他們還在散布說，“盡管經過了20年的市場改革，中國人的政治體係不僅保持著壓製和不民主性質，而且成為對世界民主製度的威脅。”因此，正如美國《華爾街日報》1999年5月26日的一篇題為《另一個威脅正在逼近》的文章所指出的，“把中國妖魔化的活動眼下似乎正在如火如茶。為了在冷戰後的世界中物色一個能夠替代蘇聯的敵人，美國政治家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試圖讓中國人充當這個角色”。對於這一鬥爭形勢，我們必須有足夠的估計並準備進行長期的韌性鬥爭。
記得魯迅說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看來，對付美國的意識形態滲透的鬥爭，特別需要這“韌”的精神。
二、站在時代的高度，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方向
應當承認，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強的國家。我國的實力與美國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但是，這絕不意味著中國要接受美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因為如果站在時代的高度，從根本上說，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特別是它的核心部分，在世界範圍內看已是一種起破壞作用的落後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了。
我們知道，美利堅民族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包含著若幹方麵：個人主義、個人自由、平等、競爭、勤奮工作、講究實際和革新創造精神等等。其中有許多至今仍對其他民族和國家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然而，以商業精神立國的美國，其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卻是個人主義。還在美國獨立不久，漢密爾頓就曾說，美利堅人“占優勢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曾任美國總統的胡佛在1927年說，“三個世紀來個人主義是美國文明的基本動力。它在所有這些年代裏為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精神提供了動力。”曆史地看，個人主義在美國這塊廣袤的人跡稀少的大陸上曾起過開拓荒野、發展經濟、反抗外來壓迫與抗拒封建殘餘的積極作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發展，個人主義雖然至今並未窮盡其對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但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正越來越走向事物的反麵。美國著名學者丹尼爾·貝爾指出，這種個人主義強調的是“不受束縛的自我”和“享樂主義”，其惡性發展已威脅著資本主義的正常運轉，使“美國資本主義已經失去了它傳統的合法性”，並“構成了西方所有資產階級社會的曆史性文化危機，這種文化矛盾將作為關係到社會存亡的最重大的分歧長期存在下去。”美國前總統卡特執政時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控與大混亂》一書中指出了美國麵臨的十分嚴重的20個難題，諸如，債台高築，貿易赤字，貪婪的富有階級，日益加深的種族和貧困問題，廣泛的犯罪和暴力行為，大規模吸毒現象的蔓延，過度的性自由，視覺媒體大規模傳授道德敗壞之風以及日益彌漫的精神空虛感等等。他發問道：“一個不受一係列全球至關重要的價值觀念指導的大國，究竟能不能長時間地發揮其優勢”。“由於縱欲無度而產生的種種弱點，集中地體現了目前美國文化可能界定的趨向。”事實上，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美國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對世界產生巨大破壞作用的力量。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的作者萊斯特·瑟羅指出，資本主義除了貪婪和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潤，並無其他指導思想。他認為，由於資本主義製度缺乏一整套能把公民凝聚起來的共同目標與價值觀，“最終，有一代人將無法在變化了的地球環境中生存。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就是想采取任何措施防止自身的滅絕也為時太晚了。每一代人都做出了正當的、資本主義式的決定，然而最後的效應則是集體的社會自殺”。事實上，我們從美國瘋狂地揮霍人類資源，肆無忌憚地剝削第三世界，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南斯拉夫所幹的罪惡勾當，所造成的大批平民傷亡、難民逃亡和自然環境遭到的毀滅性破壞中，不是清楚地看到了資本主義及其價值觀的卑鄙、無恥和野蠻？
至於說到我們自己，我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億萬人民從事的社會主義事業充滿信心。因為這一事業符合人民的願望，適應曆史發展的規律，是中國曆史發展的必然。也正是由於這一緣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始終把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道路作為他們攻擊的首要對象。
為了搞垮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美國當局每次都首先拿中國共產黨作為攻擊的目標。例如，他們在每年的《人權報告》（中國部分）中的第一句話幾乎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由中國共產黨壟斷決策權的集權國家”或“極權國家”。這種對我國國體和政體的令人不可容忍的攻擊和誹謗，反映出他們害怕中國人民走獨立富強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陰暗心理。其實，中國共產黨領導乃是中國人民曆盡磨難而得出的寶貴結論。正如美國著名曆史學家費正清所說，“1949年後出現的中央政權的組成部分是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它不僅有中共掌權前28年的經驗，也有全中國人民的經驗。長期的軍閥統治和國民革命，接著是八年日本侵略和四年內戰，使全國人民渴望有中央權威、堅強的領導、和平與秩序。”
最能說明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性與必要性的，莫過於曆史事實本身。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的半個世紀裏，我們黨領導人民頂住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巨大壓力，獨立自主地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盡管由於經驗不足和主觀指導思想上的失誤，也經曆了嚴重的挫折，包括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最嚴重的錯誤。但是，自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基礎上，在研究國際經驗和國際形勢的基礎上，在改革開放的嶄新實踐中，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深刻變革中，開始找到了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創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從而成功地實現了建國以來我黨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創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
50年來我國經濟實力大大增強，1949年新中國剛剛誕生時，呈現在億萬人麵前的是一片飽經列強欺淩、慘遭戰亂摧殘的國土。當時國民收入隻有358億元，人均66.1元，折合美元18元。199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79553億元，人均6347元，按年末彙率計算，大約折合770美元。按世界銀行公布的資料，1998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排名第7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
50年來，我們成功地解決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吃飯問題，占世界人口1/5的中國人民基本得到溫飽，愈來愈多的農民進人小康，並繼續向比較富裕的生活邁進。
50年來，我們不僅成功地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還成為少數幾個擁有人造衛星的國家。我國自行研製的長征係列火箭，已經進行了57次發射。
到1998年，我國鋼、煤炭、服裝、水泥、電視機、數字程控交換機以及穀物、棉花、水果、肉類等產量已居世界第一位。
50年來，全國人民奮發努力，在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創造了舊中國難以想象的奇跡。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1979-1998年近20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7%，引起全世界的矚目。
一位美國學者把中美兩國經濟發展速度做了一個比較。他說，“一份關於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規模與速度的可靠指數表明的事實是，美國用了47年把人均收入增加一倍，中國隻用了9年，實際上，中國在過去18年使人均收入翻了兩番。美國用了50年時間把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比例從70%降至50%，中國在實現同樣變化時隻用了17年。”
所有上述成就都說明，在東方地平線上，一個巨人正在迅速成長。而且更為可貴的是，我們今天仍保持著20年來改革開放的好勢頭，並且正在積蓄起又一次騰飛的力量，去迎接21世紀的挑戰。
近20年來，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和經濟體製改革是同步進行的。政治體製改革的核心是加強民主與法製建設，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權利。這裏僅舉出若幹方麵實例即可說明。
例如，近20年來，我國根本的民主政治製度——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得到認真的堅持，並逐步得到加強和完善。
作為人民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年年按規定日期隆重舉行。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四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及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興建三峽水利工程等重大事項的決萬·嗓，中央政府領導人的任免，無一不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討論。國家根本大法憲法的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等基本法律的製定，也都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的。這些年來，對民主選舉製度也做了一些改進。各級人民代表的選舉，由過去的等額改為差額。直接選舉人民代表的範圍，由過去的鄉、鎮一級，擴大到縣一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