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也是中國民主政治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近20年來，各民主黨派和政協組織在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等方麵比過去更加活躍，發揮著更大的作用。他們積極諫言獻策，每年提出大量的提案和建議，其中相當大一部分被采納。如《關於加強宏觀調控抑製通貨膨脹的建議》，被國務院采納施行後，對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近20年來，中國基層民主也顯著擴大。全國農村普遍推行了村民自治製度。各地農民采取直接的秘密的和差額選舉的方式，選出本村的自治機構——村民委員會和村幹部，並普遍實行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製度，定期舉行全村民主生活日。約占世界人口1/6的中國9億農民，以主人翁的姿態選舉和監督本村的幹部，開展群眾性的民主自治活動，引起了世界的注目。美國卡特中心1997年、1998年兩度派出小組來中國參觀農村基層選舉活動。他們回國後發表文章和講話，稱讚中國農民享有他們意想不到的民主權利，認為民主選舉的某些方麵（如不受財產限製等）優越於美國。同時，城鎮基層民主也得到擴大。許多地方的居民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的職能和作用都有所加強。
隨著政治體製改革的推行，中國的法製建設20年來大大加強。依法治國的方針，得以確立和貫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出發，按照全國人民的意誌，本著發展經濟、擴大民主的原則，對憲法做了大小三次修正，對人權的維護和發展包括公民應享有的各種自由，做了更加明確的規定。現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已基本做到有法可依。通過刑法、刑事訴訟法的修訂，通過律師法、人民警察法、檢察官法、法官法、監獄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等法的製定，司法中的人權保障明顯加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被稱之為“民告官的法律”——《行政訴訟法》。該法自1990年10月施行以來，各級人民法院受理了20多萬起行政訴訟案件。這些案件中，涉及公民基本權利的占大多數，相當一部分涉及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原告中有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被告中有縣、市、省政府部門和中央國家機關。2/3的訴訟都以行政機關改變原決定而終結。
還值得一提的是，法律在製定或修訂過程中，都征求人民群眾的意見。1998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修訂草案）公諸報端，廣泛征求人民群眾的意見，委員長李鵬還去東北農村考察《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情況，直接同農民交談，請他們對條例的修改發表看法。有些法律還是人民群眾建議製定並參與起草的。江蘇省江都縣農民費桂龍建議製定一部農業法，自己起草了初稿。結果他的建議被采納，他被吸收進《農業法》起草小組，他的許多意見也被吸收進《農業法》中。
西方某些人認為中國政治上沒有改革，主要原因是他們要求中國在改革中照搬西方的一套政治模式，否則就不算改。而中國隻能按照本國的國情和人民的意誌改革，絕對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巨大發展，博得了世界各國人民和一切有識之士的高度讚揚。例如，俄羅斯莫斯科大學出版的被俄聯邦高等教育部推薦為高等學校經濟學方向和理論經濟學專業的大學教材的《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就把中國、越南列為“市場社會主義”的模式，並認為從經濟學觀點看，這是改革舊的體製的惟一成功的例證。書中還特別強調中國依靠製度和政治體製的質量和其他非經濟因素的質量，從而使這一模式可以保證經濟迅速地發展和高漲。
關於這一點，《蘇維埃俄羅斯報》1994年10月25日的一篇文章說得更為明朗。文章說，中國這些年來的巨大發展證明，“社會主義國家本身和世界上最大的擁有4000萬共產黨人的中國是穩定的保障。”“這個黨用實踐證明，它善於學習和提出作為幾代人行動綱領的構想。這幾代人會把中國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
我們還可以看到許多來自聯合國和西方國家的反映。例如，聯合國發表的《1993年世界經濟調查報告》高度評價中國經濟獨特發展模式。指出，“盡管財富積累似乎是企業家的主要動力，但（中國的）事實說明創業精神與私人擁有權並無必然的聯係”。“集體企業是中國80年代企業活力增長的最大來源。”報告對比中國和前蘇聯東歐國家情況，認為，體製獨具一格的中國經濟將繼續迅速增長，而大規模走向私有化的絕大多數東歐國家和俄羅斯等前蘇聯衍生國家將繼續麵臨經濟大滑坡，並已出現社會動蕩跡象。
美國著名學者，《巨龍——中國的未來》一書的作者丹尼爾·伯斯坦指出，“中國屬於20世紀世界上富有革命思想的國家，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有巨大的影響。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是中國的福音，也是對世界的貢獻。”他著重指出，“中國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首先致力於經濟的現代化，切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在讓舊經濟體係繼續運行的情況下企圖建設新的政治體製；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政策是根據自己的國家、社會、人民的特點製定的。”
美國在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專家之一，世界銀行副行長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國“沒有實行私有化，他們集中精力搞了一些新的企業；他們沒有實行貿易自由化，而是努力提高商業企業的競爭能力。而這樣做的結果是，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形勢最好的國家已經出現在世人麵前！”
也許正是基於上述事實，世界銀行行長沃爾森於1999年2月做出了如下評價：“現在可以說，沒有哪個領導班子比中國的領導班子更優秀。”
事實上，這在一定意義上正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選擇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肯定。
盡管在前進的道路上仍然是荊棘叢生，充滿著艱險與曲折，但隻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充分依靠廣大群眾，不斷做出改革開放的新探索，我們國家就大有希望。美國等西方國家分化、西化中國的圖謀就必定會失敗。
三、加強思想教育，占領意識形態陣地
前已說明，美國等西方國家一貫重視意識形態工作，並把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作為自己的國策。對此我們本應有高度的警惕。可是，自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一些人產生了否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存在意識形態差異與鬥爭的思想，鼓吹“非意識形態化”的論調，甚至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一概斥之為“左”。這種思潮與當時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及西方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相互呼應，對我國社會主義曾造成極為嚴重的危害。
鄧小平同誌早在1989年初同外國朋友的談話中就指出，改革10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同年6月，在平息了北京的反革命暴亂之後，他又進一步明確指出：“我對外國人講，10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裏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就教育內容而言，則首先應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特別指出10年失誤中沒有把四項原則“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這實質上也是抓住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深刻對立的根本。小平同誌這一思想在今天和今後相當長時間仍是我們在思想領域克敵製勝的法寶，對於“非意識形態化”主張是一個深刻的批駁。今天，當我們研究針對西方意識形態攻勢的對策時，還有必要對“非意識形態化”等錯誤主張做進一步的分析批判。
我們知道，人與一般動物不同，是有思想、有意識的；人類社會則是有社會意識的。作為一種上層建築的一定的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經濟的產物，在階級社會中各種意識形態不能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事實上起到維護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經濟製度和政權的巨大作用。這些是不依人們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是無法由任何人主觀加以消除的。
前已說明，美國就十分懂得意識形態的重要性。1958年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發表的那份受參議院委托撰寫的報告，就提出意識形態在國際關係中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前總統尼克鬆在1984年發表的《現實的和平》一書中提出，“至關重要的是西方發動攻勢來贏得這場（意識形態）鬥爭”，“要進行爭取世界人民‘民心’的競賽”。他相信美國“播下不滿的種子，有一天將開出和平演變的花朵”。尼克鬆於1988年寫的《1999：不戰而勝》和美國另一反共謀士茲·布熱津斯基1989年寫的《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則更為精巧地設計了一套如何從意識形態上徹底戰勝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策略手法。布熱津斯基特別提出抓人權口號。他說：“倡導尊重人權影響巨大，意義深遠，可加速共產主義衰亡的過程”。這難道不是美國當局始終在保持意識形態進攻嗎？
麵對西方反動勢力發動的意識形態攻勢，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決不能用什麼“非意識形態化”來自己欺騙自己。列寧指出：“我們所處的曆史時期是我們同比我們強大許多倍的世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時期，我們應當在這個時期內堅持革命建設，用軍事的方法，尤其是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鄧小平同誌早在1980年就指出：“我們的宣傳工作還存在嚴重缺點，主要是沒有積極主動、理直氣壯而又有說服力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對一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嚴重錯誤思想沒有進行有力的鬥爭。”他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後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這些語重心長的話，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深切思考的。
可見，放棄意識形態鬥爭，就無異於在資產階級思潮進攻麵前放下武器。正因為如此，江澤民同誌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明確宣告：“在國際交往中，我們絕不把自己的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強加於人，同樣，也不允許別的國家將自己的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強加於中國。我們的這個原則立場，是不會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