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年代末、90年代初布什政府執政時期，美國直接支持我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為他們撐腰打氣。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風波後，美國立即對中國實行經濟製裁和政治孤立，掀起了一陣反華浪潮。
80年代末，東歐國家和蘇聯的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發生動搖。美國認為，這是他們實行人權外交政策的結果，1989年4月14日，國務卿貝克說：“現在克裏姆林宮出現了新的現實精神”，“證明了我們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在加速演變東歐國家和蘇聯的同時，美國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於中國，加強了對中國的人權外交。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下，早在1979年初，我國就出現了名為“北京之春”的非法活動，任琬町等人以“中國人權小組”名義，發表了《中國人權宣言》，公開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呼籲美國總統卡特“關心中國人權”。1986年底，方勵之等人鼓動學生上街，鼓吹“民主、人權不是恩賜的，要爭取”。隨後，在我國一些大城市出現了學潮。1989年元旦，已被開除黨籍的方勵之在北京飯店主持召開有百人參加的“北京之春民主運動十周年新春茶話會”。他在會上宣布：“今年是大陸的人權年。”1989年1月28日，方勵之在“新啟蒙沙龍”集會上煽動說：“現在中國的問題是人權問題，需要行動。”與此同時，他們極力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為推翻社會主義製度製造輿論。他們散布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主要有：認為社會主義已經在中國失敗，主張在中國重建資本主義製度；攻擊社會主義“缺乏真正民主”，“沒有自由”，要靠資本主義來“補課”；宣揚“民主無東西方之分”，企圖在中國移植西方式的民主；把中國共產黨在國家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叫做“一黨專政”，提出“廢除一黨專政”；等等。我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所散布的這些思想，得到了美國的讚譽和支持。1989年2月布什總統訪華時，美國使館利用在長城飯店為中國領導人舉行答謝宴會之機，事先未同中方商量，私自邀請方勵之夫婦出席，遭到中方拒絕。此舉明顯暴露出美國為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擴大政治影響的意圖。在美國的支持下，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策動了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風波。當這場政治風波被中國政府平息後，美國立即宣布與實施對中國的製裁，公開利用人權問題變本加厲地對中國施加壓力。6月5日美國宣布暫停政府對中國的武器銷售和產品出口，暫停兩國軍隊領導人的互訪。6月20日美國宣布暫停一切高級人員互訪，推遲考慮國際金融組織向中國貸款。美國無理指責中國政府“無視人權”、“侵犯人權”、“鎮壓民主運動”。針對中國政府平息北京政治風波的行動，美國在西方首腦會議上聲稱：“我們發誓要堅決維護國際人權準則。”實際上維護人權是假，糾集一些國家蠻橫幹涉中國內政才是其真實意圖。在美國的帶動下，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宣布了對中國的製裁。以後，美國又資助與鼓勵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在美國進行反社會主義的活動，為在北京政治風波中因違法犯罪而被逮捕的我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辯解，多次要求中國政府釋放他們，並就個別人在獄中的待遇問題責難中國。
（3）1991年底蘇聯解體以來，我國成為美國推行人權外交的重點。美國利用多種形式，無中生有地不斷推出多方麵的問題對我國展開“人權攻勢”。人權問題成為發展中美關係的一個嚴重障礙。
美國國務院自1978年開始，每年年初向國會提交世界人權報告，對世界近200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評頭品足，凡是不符合他們標準的都橫加指責。蘇東劇變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是美國世界人權報告譴責的主要對象。蘇聯解體後，我國成為被攻擊的主要目標。以1992年1月31日的報告為例，其中有關中國的部分共分三節，達25000多字，其中甚至說中國政府通過工作單位和居委會“監視”人們的活動和人們的日常生活，記錄電話談話、拆開郵件檢查等，無中生有，捕風捉影，極盡造謠汙蔑之能事。這裏竟然把我國基層的社區服務，包括對老弱病殘居民盡人道主義義務的居委會，也作為攻擊的對象，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充分暴露了美國所謂“人權外交”的險惡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