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產階級提出民主和人權的口號時，無產階級也提出了自己相應的口號。馬克思主義認為，平等不僅應體現在政治領域，也應擴大到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麵。隻有消滅階級才能達到真正的平等。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為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的實現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因此，與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我國人民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基本製度基礎上享有的人權，第一更具有廣泛性，享受人權的主體不是少數人，而是全體中國公民，公民所享受的人權範圍，不僅包括政治權利，還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麵的廣泛權利；第二更具公平性，公民權利不受金錢和財產狀況等的製約；第三，更具真實性，國家為人權的實現提供製度上、法律上和物質上的保障。
美國推行人權外交，完全是以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權為標準的。他們人權外交的矛頭主要指向社會主義國家，對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本國國內的人權問題三緘其口，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權問題求全責備。在對我國的人權狀況進行評價時，美國全然不顧當前我國所麵臨的突出問題是解決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問題，不顧我國在實現人民的經濟和社會權利方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顧我國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麵所取得的進步，而一味以美國的人權觀和西方“三權分立”、多黨製等民主製度為標準，肆意對我國進行攻擊，其目的就是要全麵否定社會主義製度，在全世界推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製度。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給東歐國家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造成了劇烈的社會震蕩，俄羅斯等許多國家至今仍未得到恢複。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取得了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初步成功，經濟迅速發展、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作為社會主義大國的中國的發展，引起國際敵對勢力的不安與仇恨，他們將中國看做“最後一個眼中釘”，是他們在全世界推廣西方式的民主製度，建立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障礙，所以加緊對中國推行人權外交，力求“使中國解體”。
（3）美國對我國推行人權外交，是實現其全球戰略的需要，是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的。無論是80年代中期美國在西藏問題上向中國發難，還是蘇東劇變後美國將我國作為其推行人權外交的重點，都是從美國的全球戰略出發的。冷戰時期，為防止西藏成為中國向南亞和東南亞“擴張”的基地，美國中央情報局直接插手西藏問題，他們招募、訓練、裝備並秘密投送人員進入藏區搞間諜活動，策劃四川等藏區叛亂，在川青一帶破壞公路，空襲運輸車隊等。進入70年代，美國經濟實力下降，為集中精力對付蘇聯，從越南戰爭的泥潭中脫身，美國提出尼克鬆主義，在亞洲實行戰略收縮，開始緩和同中國的關係，美國在西藏的破壞活動逐漸停止，西藏的反抗勢力也逐漸衰落。曾於1959年3月17日同達賴一同出逃的阿塔諾布說：“在美國人反共時，他們需要我們。但當他們決定同中國建立良好關係時，我們就沒有用了。”進入80年代，蘇聯經濟發展陷入停滯。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在國內開始改革，對外由爭霸戰略轉向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實行全球戰略退卻。為此，蘇聯緩和了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並爭取西方的援助。在這一國際局勢的變化下，美國認為它利用中國牽製蘇聯的戰略需求下降，遂調整了中、美、蘇大三角的關係，從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戰略出發，把人權外交的矛頭也指向中國，以人權問題為借口，重新插手西藏問題。正如一位外國藏學家所指出的，這是“為了本國的利益，他們隻不過把西藏當做了一枚可以擺布的棋子，用以服從於他們世界戰略布局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