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下半期，中國共產黨兩任總書記由於相同的原因、在較短的時間內接連辭去或被撤銷職務，這在黨史上是罕見的事情。當然，對接班人的選擇有一個認識的過程，而人的思想也會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而發生變化，這都需要時間的檢驗，但兩任總書記的失誤，也引起人們的深思：應該選擇什麼樣的人作為接班人。
我們先回顧一下曆史的事實。
1986年底，全國各大城市發生學潮。鄧小平同誌對這次學潮的根本原因做了分析，他深刻地指出，這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裏。”而且這是一個帶全局性的問題，“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這是與當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同誌的重大失誤分不開的。正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嚴重泛濫的時候，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召開，“有的同誌主張在《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同誌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學潮的發生，充分暴露了胡耀邦同誌工作中在指導思想上的嚴重問題。應當說，粉碎“四人幫”後，胡耀邦同誌在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等方麵都做過重要貢獻，但由於在這重大原則問題上的失誤，給黨的事業帶來了損失。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胡耀邦同誌在會議上檢討了他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期間，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的失誤，並請求中央批準他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會議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誌的請求，並推選趙紫陽同誌擔任黨中央總書記。
然而趙紫陽並沒有汲取胡耀邦同誌失誤的教訓，在擔任總書記期間，消極對待四項基本原則，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不但不執行中央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而且對那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加以保護、支持，造成了嚴重的惡果。
1989年春夏之交，全國許多城市發生政治動亂，首都北京還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事態雖然在黨中央采取果斷措施以後很快就平息了，但卻留下了深刻的教訓。這場風波是遲早要來的，這是由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所決定的。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人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當“和平演變”戰略在蘇聯、東歐國家已經或即將得手之際，他們把矛頭重點指向中國，這是這場風波得以發生的外部條件。更為重要的是，盡管鄧小平同誌多次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實質及其危害，並一再親自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但在趙紫陽的縱容、鼓勵下，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不僅沒有得到批判和遏製，相反卻迅速蔓延和泛濫起來，終於釀成政治動亂。而在動亂起來後，一貫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趙紫陽又明顯地站在動亂的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使得事態不斷擴大，直至發生反革命暴亂。1989年6月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根據趙紫陽所犯的錯誤，決定撤銷他的中央總書記職務，並對他的問題繼續進行審查。
在短短兩年稍多一點時間裏，兩任總書記都由於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犯了錯誤而栽了跟頭。鄧小平同誌指出：“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後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麵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後來，他在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中談到培養接班人的教訓時再一次闡明了這一點。他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我們就著手選拔接班人，找好第三代領導集體，以保證黨的基本路線的貫徹執行。但找的“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