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項基本原則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對立和鬥爭是不以人們主觀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回顧我們黨和人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曆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並不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而是實實在在的客觀存在。對這種客觀存在，隻有如實地承認它、認識它，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做到鄧小平同誌在南方談話中所要求的：“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避免重蹈“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的那種局麵。在我們黨內，一些同誌所以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上出現偏差，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存在的必然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期性缺乏認識，因而在思想上缺乏必要的警覺甚至失去警惕。特別是黨的高層領導人如果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失去警惕，甚至站到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上，那就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前任兩個總書記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足以說明這一點。所以，充分認識資產階級自由化存在的必然性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期性，對於我們始終如一地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資產階級自由化存在的必然性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期性是由當代曆史條件決定的。我們一方麵要看到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總的趨向是走向緩和，特別是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使世界各國、各地區更緊密地聯係起來，我們必須抓住並積極利用這一有利機遇發展自己。但是，另一方麵也要看到，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它們妄圖在世界上消滅社會主義實現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的既定方針是不會改變的，尤其是在蘇東劇變後，更是把“和平演變”的矛頭指向中國。盡管中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節節勝利使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戰略受到挫折，但他們絕不會善罷甘休。這是由帝國主義本性所決定的，也是客觀存在的國際範圍內階級鬥爭的必然反映。今後，他們一定會利用各種機會采取公開或隱蔽的多種手法對中國進行政治、經濟滲透，繼續明裏暗裏地扶植和支持那些搞自由化的和國內各種反動勢力，幻想他們能夠住手，是不切實際的而且極其有害的。正如鄧小平同誌所指出：“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他們不喜歡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還要看到，經濟全球化雖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向，但在現今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居於中心地位的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美國依仗其經濟實力和科技優勢，極力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謀取和維護其經濟霸主的地位，並妄圖把它的政治製度和價值觀念乃至文化推向全球，謀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全麵霸權，並按照自己的戰略需要構建以它為領導、為主宰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緊利用我們的對外開放進行滲透，積極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是必然的。美國除了出於經濟利益要同我們做生意打交道外，其政治目的就是通過“全麵接觸”、“發展關係”，促進中國內部發生“西化”的變化。在此種情況下，國內有人兜售西方的那一套，鼓吹“全盤西化”，妄圖在“改革”的旗號下把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改革”成西方的資本主義製度，也就毫不奇怪了。
從國內情況看，由於對國情的深刻認識和改革的深入發展，我們已建立並逐步完善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這是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的，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應當長期堅持。但是，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也帶來一些新的情況。我們既要看到非公有製經濟對促進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一麵，又要看到情況複雜的一麵。非公有製經濟按其本性來說是不可能自覺地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必然要產生多種意識形態，這也包括資產階級自由化。
我們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度裏建設社會主義的，在黨的領導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雖已顯示出來並得到了證明，但它畢竟還是一種需要不斷完善的新生製度。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隻有近半個世紀的曆史，我們的經濟、政治等體製仍有需要通過改革加以克服、消除的弊端和需要解決的一係列複雜的問題，如怎樣保證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係，怎樣充分發揮黨內民主、社會民主，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怎樣協調處理社會關係特別是各方麵的利益關係等等。所以，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必須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的艱苦奮鬥，才能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正因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發揮也是一個長期過程，因而，在這個過程中，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必定會繼續利用資本主義的經濟、科技優勢擠壓我們，宣揚資本主義是世界上惟一優越的製度，同時鼓吹資產階級抽象的民主、自由，來迷惑和欺騙中國人民。在這種情況下，在中國社會主義還沒有充分強大，其優越性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會有一定市場，也就毫不奇怪了。鄧小平同誌深刻洞察到這一點，他不僅一再告誡全黨要一以貫之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且還特別強調，“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
要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必須保持穩定。沒有穩定，什麼事也幹不成。我們在建設和改革中會遇到諸多困難、出現諸多矛盾，這些是難以避免的。但必須妥善而有效地解決好前進中遇到的這些困難，處理好各種矛盾，否則，這些困難和矛盾便會成為不穩定因素。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會利用這些不穩定因素，推波助瀾，來煽動不穩定。因此，為了維護壓倒一切的穩定，排除一切不穩定因素，必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誠如鄧小平同誌所指出的，“如果中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末肯定會有動亂”。建設與改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維護穩定、反對自由化也是長期的。我們必須要有長期鬥爭的精神準備，切不可因為一時的勝利而掉以輕心，放鬆警惕。
2.精神文明建設這“一手硬”，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就弱；如果這“一手軟”，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則呈泛濫之勢，甚至釀成動亂。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回顧我們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曆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自由化的實質就是否定社會主義製度，否定共產黨領導，“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它違背中國曆史發展的方向，違背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曆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因而是不可能有多大市場的。它之所以幾度泛濫以致釀成動亂，在首都發展成為反革命暴亂，除了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外，是因為沒有堅決地貫徹鄧小平同誌“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方針，出現了“一手硬”、“一手軟”的失誤，而且不是一時的，是多年的積累所致。正如鄧小平同誌所尖銳指出的：“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裏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最大的失誤。”“我們最大的失誤在教育，對年輕娃娃、青年學生教育不夠”。隻有這樣看問題，才有助於我們總結經驗，避免失誤。無疑，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雖然“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但是我們完全可以把自由化的影響減少到盡可能小的程度，並非一定會蔓延、泛濫。這其中的關鍵就在於我們是否清醒，是否敢於和善於鬥爭。
“一手比較軟”突出地表現在沒有一以貫之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甚至講得都很少，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沒有在苗頭一出現的時候就及時地加以處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從思想認識的角度看，同如下幾種認識是有很大關係的。
一是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我們黨的基本路線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兩個基本點一個是立國之本，一個是強國之路，二者都是為了更好地解放與發展生產力，統一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然而，由於人們認識的片麵性，特別是片麵地總結了以往的曆史教訓，把堅持與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當成是“左”，認為解放思想隻反“左”不反右，所以當我們強調解放思想時，就把警惕右置於腦後。正是在這種片麵的認識下，形成了一種錯誤的思維：一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政策要變，改革開放要“收”，仿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會妨礙改革開放。在這種輿論氛圍下，一些人，包括有的領導幹部，淡化、淡忘四項基本原則就毫不奇怪了；人們怕被孤立，不對這種錯誤認識進行理直氣壯地反駁，也就可以理解了。鄧小平同誌則明確指出，我們必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人說我們改變了方針政策，那是一種誤解。”“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兩個方麵，說不變不是一個方麵不變，而是兩個方麵不變”，堅持改革開放不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也是不變的。他一再強調：“要搞現代化建設使中國興旺發達起來，第一，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兩個基本點是相互依存的。”江澤民同誌在十四大報告中進一步做了說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必須把改革開放同四項基本原則統一起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於它是實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我們改革開放所以能夠健康發展，就在於它是有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
關於解放思想與反“左”反右的關係，鄧小平同誌一向認為，解放思想決不是僅僅反“左”，而且包括反右，因為“左”與右都是脫離實際、不符合實際的。解放思想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解放思想決不能夠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去‘解放思想’，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麵去了。”因此，那種認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會妨礙解放思想”的認識，是思想混亂的表現，也是“一手軟”，不能積極主動、理直氣壯地堅持、宣傳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原因。
二是對“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缺乏全麵辯證的理解。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不可能沒有幹擾。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來說，既有右的東西幹擾和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幹擾和影響我們。鄧小平同誌從我國現實的實際出發，認為“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顯然，他在南方談話中提出的這一論斷，不是就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傾向問題而言的，因為他明確指出的“現在”，不可能有半個多世紀之長。但應當說這是他從改革開放以來一貫的思想。他多次指出：“對‘左’的錯誤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點是糾正指導思想上‘左’的傾向”（1981年）；“要特別注意我們‘左’的錯誤。‘左’的錯誤帶來的損失，曆史已經作出結論”（1985年）；“我們既有‘左’的幹擾，也有右的幹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1987年）；“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1992年）。
一些人，包括有的領導幹部，或者隻記住鄧小平同誌關於防“左”的論述而忘記了警惕右，頭腦裏沒有警惕右這根弦；或者怕被人說成是“左”，被戴上“左”的帽子，明知是右也不敢站出來說話；尤其是在輿論上一古腦兒地批“左”，導向上不鮮明、有偏頗的情況下，更是顧慮重重，即使有人敢於站出來說話，也很難有地方發表。在這種氛圍下，加之不能全麵辯證地理解鄧小平同誌關於反傾向問題的論述，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出現“一手軟”的情況，不但是不奇怪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其實，鄧小平同誌在反傾向問題上的觀點是非常全麵的、辯證的。他始終注意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可能和事實。1981年，就在他指出重點糾正指導思想上“左”的傾向的時候，又指出“隻是這樣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同時也要糾正右的傾向”，“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他非常讚成黃克誠同誌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的意見，並強調“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1985年，他在強調要特別注意“左”的錯誤的時候，同樣指出，“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強調“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1987年，他強調我們主要是反“左”的時候，仍然指出，“同時也有右的幹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中國搞現代化，隻能靠社會主義”。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強調主要是防止“左”的時候，仍然要我們警惕右，要堅持兩手抓、兩隻手都要硬，防止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記取兩個總書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的教訓，告誡我們：“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後果極其嚴重”，如不注意，“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1980年，鄧小平同誌在談到肅清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問題時，有一段非常辯證的分析，他說：“在思想政治方麵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同時，決不能絲毫放鬆和忽視對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對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是封建主義殘餘比較嚴重，還是資產階級影響比較嚴重，在不同的地區和部門，在不同問題上，在不同年齡、經曆和教養的人身上，情況可以很不同，千萬不可一概而論。”他的這番話，從方法論的角度說，對我們分析“左”和右同樣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即對“左”和右的傾向也要做具體分析，“千萬不可一概而論”。
我們如此多地引證鄧小平同誌關於反傾向問題的論述，隻是想說明，他在反傾向問題上從來是全麵的、辯證的。如果對傾向問題，隻講一個方麵，不講另一方麵，不具體分析，當右的東西蔓延泛濫的時候還在那裏一味地強調主要是防“左”，必然會出現“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正如鄧小平同誌所深刻指出的：“認為一講思想鬥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隻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