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新時期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麵。從1979年春的理論務虛會，到1989年的發生在北京的政治風波，到近些年自由主義思潮的再度蔓延，可以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時隱時現，從未停止過。它從少數人的個別言論到形成一股思潮，從宣揚錯誤的理論、學術觀點到直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從否定現實到否定我們人民共和國的曆史、到否定我們黨的曆史、再到否定我國近代史，從製造思想混亂到煽動學潮鼓吹政治動亂，這一複雜而曲折的過程深刻說明，在改革開放新的曆史時期，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表現形式和泛濫程度雖有不同，但它同人民同黨的尖銳鬥爭將長期存在。在同資產階級自由化做鬥爭的過程中，我們黨和廣大人民群眾也獲得了在新的曆史時期如何同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經驗。總結曆史是為了更好地麵向未來。站在世紀之交，回顧與思考20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曆史經驗，無疑對正確全麵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勝利推向21世紀有著重要意義。
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的特定曆史條件下產生的。這種社會思潮從開始出現到進一步發展和幾度泛濫，經曆了一個複雜的、曲折的過程。我們黨和人民也在同自由化思潮起伏跌宕的鬥爭中經受了鍛煉，獲得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寶貴經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發生和蔓延是個有著內在連續性的過程。為了便於回顧我們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曆程，我們根據自己的理解，按不同時期相對獨立的一些特點，試劃分為三個時間段來加以闡述。
1.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出籠和被遏製（1979-1981）
這一時期的自由化思潮，是伴隨著我們黨撥亂反正、糾正“左”的錯誤以及改革開放的春風乍起而出現的。它一出現，就表達了明確的政治訴求：擺脫共產黨的領導，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總的說，我們黨對這一時期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反擊是有力的，措施也是得力和及時的，特別是鄧小平同誌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深刻地揭示了這一時期自由化的言行的實質和對黨與國家的危害。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符合社會主義社會實際的口號，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實現了偉大的曆史轉折。為了順利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黨對“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傾錯誤做了認真清理，進行了指導思想上的全麵撥亂反正。思想理論戰線響應黨中央“解放思想”的號召，對“兩個凡是”和長期影響理論界和全國人民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及林彪、“四人幫”宣揚的極“左”思潮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批判，就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和階級鬥爭、個人迷信、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及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民主和黨內民主等重大理論問題，展開了熱烈而深入的討論。廣大幹部和群眾開始擺脫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桎梏，黨內外思想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但是，正當黨領導人民努力糾正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的時候，一種右的錯誤傾向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也開始湧動、浮現出來。
1979年春天，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央召開了理論務虛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貫徹三中全會的精神，進一步總結理論宣傳戰線的基本經驗教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提出對當前思想理論工作的要求和任務。這時，在務虛會和社會上都出現了右的錯誤言論。極少數人打著“撥亂反正”的旗號，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散布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煽動一些幼稚的青年人上街鬧事。北京的“西單牆”出現不少反動的大字報，一些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非法組織和刊物如“北京之春”等也相繼出籠。它們不顧客觀事實，以“反饑餓、反迫害，要人權、要民主”之名行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之實。有個所謂“解凍社”，發表了一個宣言，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說這是分裂人類的。上海有個所謂“民主討論會”，其中有人誹謗毛澤東同誌，鼓吹“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有的人從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走到“糾正”社會主義，認為我國不該“過早”地搞社會主義，而應該讓資本主義充分地發展，現在還應補資本主義的課，從根本上否定我國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客觀必然性和必要性，不承認我國現階段的社會性質是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出現了借口批判“兩個凡是”、糾正毛澤東同誌的後期錯誤，全盤否定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傾向。
鄧小平同誌敏銳地洞察了問題的實質，他受中央的委托，在1979年3月30日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重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強調：對來自“左”麵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極“左”思潮要繼續開展批判；同時，“對從右麵來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也要做堅決的批判和鬥爭。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根本立場上決不允許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鄧小平同誌的這次講話，首次明確提出了在改革開放、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此後他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80年1月16日）、《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1980年12月25日）、《關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1981年3月27日）等講話和談話中，都一再強調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重要性。他提醒全黨要認真注意，對像“西單牆”那樣的反對社會主義製度和黨的領導的社會思潮，決不可以“掉以輕心”，“少數人可以破壞我們的大事業”。他還嚴肅指出，共產黨員，黨的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必須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決不允許對那些搞自由化的抱同情態度。
在這期間，文藝戰線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也出現了混亂並演化為與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81年文藝界圍繞《苦戀》發生的一場鬥爭。《苦戀》是個劇本，後來拍成電影更名為《太陽與人》。這部電影給人的印象是社會主義不好，共產黨不好。此外文藝界還出現了其他一些歪曲黨和人民革命鬥爭曆史的作品。鄧小平同誌明確指出：“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要批判，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1981年7月17日，鄧小平同誌針對當時思想戰線特別是文藝問題作了《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指出了文藝界的錯誤思潮，“一句話，就是要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搞無政府狀態。”
理論工作務虛會以後的一段時間裏，黨和政府為遏製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蔓延，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曾采取了一些具體措施。如：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修改憲法第四十五條的決議，取消了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條文；1981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要求新聞媒體“要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對任何企圖削弱、擺脫、取消和反對黨的領導的傾向進行鬥爭，“要批判和反對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做出《關於處理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對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做了界定，即“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指出對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要依法取締並懲辦其中的首要分子，等等。思想理論戰線也對某些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觀點和具有明顯錯誤的作品進行了必要的鬥爭和嚴肅的批評。
為了澄清理論和曆史的是非，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認識，在鄧小平同誌的主持下，黨中央著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總結了建國後30年黨和國家工作的經驗和教訓，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提出了在新時期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和豐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時代課題。《決議》分清了重大理論和曆史是非的界限，批判了“左”的理論錯誤，又糾正了因右的傾向的幹擾而造成的思想偏差，對於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認識，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的意義。應當說，由於鄧小平同誌高瞻遠矚，洞察秋毫，措施及時，有力地遏製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蔓延。
2.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嚴重泛濫和政治風波的平息（1982-1989）
這一時期自由化思潮的特點是先以打“擦邊球”的形式出現，繼而大鑽我們反擊不力的空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氣焰幾度囂張；極少數頑固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或跳上前台或在幕後操縱，與黨和人民公開對抗，以致最終釀成了1989年政治風波。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指導下，我們黨成功地平息了發生在北京的政治動亂和暴亂，自由化分子的陰謀沒有得逞。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麵”的綱領。十二大後，以經濟體製改革為中心的全麵改革漸次展開，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但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推進，也出現了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現象。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同誌對新時期的兩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的戰略任務缺乏應有的認識，片麵地總結曆史教訓，放鬆了積極的思想鬥爭，甚至認為一講思想鬥爭就是“左”。另外，1981年以來思想戰線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狀態沒有完全解決並有一定的發展。這樣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傳播提供了可乘之機，尤其是在理論界和文藝界出現了嚴重的精神汙染。
1983年春天，理論界出現了一股宣揚抽象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論的思潮。人道主義作為一個理論問題和道德問題，是可以討論的。這個討論從1980年起在學術界就已經開始了。但是，這個問題討論的發展，已不僅僅是一個學術理論問題了，而是有著現實的政治內容。如有人宣揚抽象的“共同的人性”，提出“人道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把共產主義歸結為人道主義，甚至認為“異化是社會主義一切弊端的集中表現”。對此，鄧小平同誌指出：“有一些同誌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對於“異化”，鄧小平同誌則指出：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這實際上隻會引導人們去批評、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失去信心，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樣地沒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