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藝方麵，一些人對黨中央提出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口號反應淡漠，對文藝的社會主義方向表示淡漠，對黨和人民的革命曆史和他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鬥的英雄業績，缺少加以表現和歌頌的熱忱，對社會主義事業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少站在黨的革命的積極立場上提高群眾的認識，激發他們的熱情，堅定他們的信心。相反，他們卻熱心於寫陰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編亂造、歪曲革命的曆史和現實的東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謂“現代派”思潮，公開宣揚文學藝術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現自我”，或者宣傳抽象的人性論、人道主義，認為所謂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異化應當成為創作的主題，個別的作品還宣傳色情等等。在新聞界出現了把黨性和人民性對立起來，提出“人民性高於黨性”等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說法，進而否定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否定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
針對思想戰線的這種混亂情況，1983年10月鄧小平同誌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發表了《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的重要講話。他嚴肅地指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精神汙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對精神汙染“如果我們不及時注意和采取堅定的措施加以製止，而任其自由泛濫，就會影響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後果就可能非常嚴重。”因此，他提出必須大力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克服軟弱渙散的狀態和自由主義態度，認真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
但當時黨的總書記卻提出了“反精神汙染不能再搞了”的結論，致使這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中斷。到了1984年底，在準備中國作協四次代表大會時，有同誌主張，不要提反對精神汙染，不要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兩個不提”，實際上就是對那些搞自由化的人的支持和鼓勵，也是對執行中央反對精神汙染方針的同誌的壓製和打擊。有的人甚至說反對精神汙染是一次失誤。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方勵之等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麵人物的活動越來越囂張，攻擊黨的領導是“獨裁製”，“社會主義沒幹多少好事”，鼓吹“全盤西化”，使得資產階級自由化進一步泛濫。
正是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再度泛濫的時候，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在討論《決議》草案時，有人又提出決議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意見，胡耀邦同誌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本來不準備在會上講話的鄧小平同誌不得不講了，他強調決議必須寫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明確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根據鄧小平同誌的意見，《決議》寫進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指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製度，主張資本主義製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曆史潮流，為廣大民所堅決反對的。”然而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對鄧小平同誌的指示卻采取了消極抵製的態度，既不向下邊傳達小平同誌的講話，更沒有做出相應部署加以貫徹。
六中全會後，由於《決議》沒有得到認真切實貫徹，對再度泛起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也沒有進行有力的抵製和鬥爭，終於釀成了1986年底的學潮。學潮暴露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嚴重後果，引起了全黨的關注。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同誌就學潮問題與中央幾位負責同誌談話，嚴肅指出：學生鬧事，“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問題就出在這裏”。他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20年、50年、70年。中共中央把鄧小平同誌的這次講話連同他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傳達到黨員和群眾，給全黨和全國人民提供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武器。對學潮的發生，胡耀邦負有主要責任。1987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了他辭去總書記的請求。鑒於這次學潮的教訓，1987年1月22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做出《關於加強法製教育維護安定團結的決定》。1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幹問題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充分認識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長期性和重要性，切實對廣大黨員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全麵、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教育；同時，有關黨組織又先後把自由化代表人物開除出黨，學潮隨即逐漸平息下來。
但是，趙紫陽主持中央工作後，把改革開放同四項基本原則割裂開來、對立起來。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確立了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核心內容的黨的基本路線。十三大報告指出：排除僵化和自由化這兩種錯誤思想的幹擾和影響，將貫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全過程。但是，作為黨的總書記的趙紫陽仍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縱容、提拔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打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同誌，致使一度收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更為變本加厲地泛濫起來。從1988年初開始，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麵人物又紛紛公開發表演講、寫文章、散發傳單直接攻擊四項基本原則，並與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從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活動。在他們的策動下，在若幹大城市，特別是在北京，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舉行政治集會、政治上書和其他活動。北京一些學校陸續出現大量的大字報、小字報，對黨和社會主義大肆攻擊，一些高校還冒出了五花八門的非法組織。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誌逝世，極少數陰謀搞政治動亂的分子，借悼念之名，煽動和組織非法遊行、衝擊中南海、占領天安門廣場。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然而，剛剛訪朝回來的趙紫陽卻指責《人民日報》犯了黨性錯誤，要求其加以糾正。接著，他在會見在北京參加會議的外國客人時，公然否定動亂，說這“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他還向中央主管宣傳的同誌示意，放開一點，風險不大。這就使政治動亂製造者備受鼓舞，使輿論導向支持動亂。這樣一來，已開始趨向平緩的局勢陡然逆轉，直至發展到反革命暴亂。風波平息後，鄧小平同誌指出：“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風波發生的原因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這個國內的小氣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我們的錯誤就是“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汙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鄧小平同誌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所做的深刻總結，對今後我們黨和人民繼續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3.堅持正確的改革觀，分清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界限（1989年以來）
八九政治風波平息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沉寂了短暫時間。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國際範圍內階級鬥爭日趨複雜的形勢下，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又有所抬頭。這一時期自由化思潮有了較以前不同、迷惑性更大的表現形式。它不再公開與四項基本原則對立，而是打著改革的旗號，或從經濟體製改革人手，或從政治體製改革著眼，鼓吹突破姓“資”姓“社”、姓“公”姓“私”，或者打著還曆史以清白的旗號否定我們黨的曆史、否定共和國的曆史，或在文化領域攪起陣陣混水，以消解“主流”，躲避“崇高”。一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表現得十分活躍，他們通過著書立說、發表文章、學術報告、文化沙龍等形式，甚至在課堂上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和經濟上的私有化，否定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企圖在我國政治、經濟體製改革中施加影響。但在深入分析這一時期自由化思潮所表現出的所謂新“話語方式”後，不難看出，其實質就是混淆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界限，封殺正確的改革觀，仍然沒有放棄削弱、擺脫黨的領導，仍然沒有放棄把中國引向私有化道路的企圖。
江澤民同誌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特別強調了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所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勿庸置疑，沒有正確的改革觀，就不會有正確的改革行動。為了樹立起正確的改革觀，克服改革遇到的困難，不斷推進改革這一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的開創性事業，堅持正確的改革觀，反對錯誤的改革觀，是至關重要的。
這一時期，秉持錯誤改革觀的人以改革為幌子在以下主要方麵大做文章。
第一、突破姓“資”姓“社”。有些人把八九年政治風波前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叫做“思想解放”，給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人民群眾所進行正確的鬥爭扣上“左”的帽子。他們說，在南方談話之前一段時間，由於種種原因，“左”的思潮又嚴重地泛濫起來，威嚇蠱惑，無所不用其極，給改革開放造成了嚴重的障礙和束縛。他們認為，“左”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問一問姓資姓社”。有人公開喊出了“私有製萬歲”的口號，認為限製私有製是“戴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一項神秘的無形緊箍咒”。這種“咒語必須由另一個法力更強的咒語來破除，在現代中國，法力最強的咒語莫過於：私有製萬歲！”
有人歪曲鄧小平“三個有利於”的思想，認為隻要符合“三個有利於”標準的，就是姓“社”的，再也用不著去問什麼“姓社姓資”，言下之意，就是不必再講什麼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了。也有人認為，“什麼是社會主義？對企業界來說，掙錢就是堅持社會主義，賠錢就是反對社會主義。”把“三個有利於”的標準庸俗化為金錢標準。
還有人提出，“一個國家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並不是由國有經濟所占份額的多寡決定的。”也就是說，即使私有製占了主體地位，即使全麵私有化了，隻要實現所謂社會公正，再加上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了。
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學術界還流行一種觀點，即完全否定計劃經濟，把計劃說得一無是處，把經濟上出現的問題都歸罪於計劃經濟，主張改革就是要徹底拋棄計劃經濟。而十四大強調指出，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過程中，要“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可見，徹底否定計劃經濟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不符合十四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