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突破姓“公”姓“私”，為自由化翻案。有人提出，建立市場經濟是為了提高經濟效益，而公有製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在公有製下個人並沒有直接占有生產資料，因而沒有積極性。隻有實行私有化，把生產資料分到每一個人手裏，“量化到個人”，人們才會盡心盡力地工作。
有人撰文說，“社會主義最根本的特征是什麼？不是所謂公有製，也不是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而是勞動者成為所有者。”“隻有把不論公有、私有都視做神聖財產，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存在，才能進步。”“公有經濟同樣可以以私營經濟作為其實現形式。”有的甚至公開宣揚“公有製不如私有製”。這些言論抹殺了公有製和私有製的根本區別，抹殺了公有製的優越性，宣揚私有製的優越性，有人認為這就是十五大精神，認為十五大精神就是大賣國有企業。
有些人在談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思想理論戰線鬥爭的時候，對鄧小平同誌和我們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避而不談把鄧小平同誌的南方談話歪曲為破除姓“社”姓“資”，並對1989年政治風波後在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進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和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大加撻伐，這恰恰證明，這些人是站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一邊的。他們不僅為搞自由化辯護，而且還把十五大報告的意義歸結為衝破姓“公”姓“私”。他們所打的旗號都是“解放思想”，在這個旗號下來進行他們所要“破除”和“衝破”的“工作”。這種宣傳在一些地方、一些幹部中產生了思想上的混亂。
有人認為問一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是“左”，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區別是“左”，劃清兩種改革觀的界限是“左”，認為階級鬥爭在一定範圍內存在是“左”，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左”，講愛國主義是“左”，反和平演變是“左”，等等。如在中共中央1996年10月召開的十四屆六中全會做出了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策後，中共中央宣傳部為落實這一決策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而有人卻稱“1996年和1997年之交是一個精神文明的冬季”，還借國外傳媒之口說這是“向左轉”，並說這會使“潛伏著的‘左’的思潮釀成大氣候”。
還有人在股份製問題上做文章。十五大以後一段時間，在一些地方出現了一種普遍地、限時地搞股份製的現象，“一股就靈”、“一股就化”、“一股就了”成了一些理論工作者甚至是有的宣傳媒體的主調，完全違背了十五大精神。
第三、宣揚“告別革命”論。這是進入90年代後，在文化領域出現的較為突出的傾向。有些人主張“保守主義”，批判激進主義，宣稱告別革命，複興儒學，倡導流行與通俗文化。很顯然，複興儒學與倡導流行文化就是要逐步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無疑，對革命的否定就是在質疑中國近代以來的曆史選擇與發展道路。文化領域內的這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潮集中體現在對五四、大眾文化和知識分子的再分析之中。
90年代，對五四的重新詮釋有兩種突出的取向：一是直接對五四進行非議，認為救亡壓倒了啟蒙，二是對五四精神做出自由主義的解釋。前者認為五四時期搞了文化激進主義，而這種激進主義表現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文明發展和文化近代化過程的誤解，割斷了中國的文化傳統，造成了中國文化的割裂。後者把五四精神、五四傳統歸結為自由主義，認為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二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有普遍性的價值，而“自由主義可以是一種政治學說，可以是一種經濟思想，也可以是一種社會哲學，它更是一種社會政治製度”。
可見，這兩種解釋都是在演繹一些抽象的概念，脫離了近代中國的社會現實和近代中國的曆史任務，沒有實事求是地辨析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不斷深化發展的事實，也忽視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為新中國而奮鬥過程中所開辟的更深刻、更廣泛的啟蒙之路。五四是中國近代以來極具象征意義的曆史事件。對五四的評價、對五四精神的理解，實質上是在表達怎樣看待中國近代以來文化發展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怎樣看待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
90年代對大眾文化（主要指流行與通俗文化）的談論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主張大眾文化對“主流意識形態”具有“消解”（又稱“瓦解”、“侵蝕”、“解構”）的作用，主張應對其重視並加以肯定。有論者指出，應當正視大眾文化在當代中國文化變革中所起的那種潛移默化的消解作用，因為大眾文化能夠對“正統體製、對政教合一的中心體製”進行“有效的侵蝕和解構”。
在90年代，對知識分子的討論中相當鮮明地涉及到對中國知識分子曆史道路的評說。對當代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個案分析也是一突出現象。在有關顧準的論述中，有人認為，從1905年開始，新知識分子逐漸形成，至1957年，55萬最後還保留著一點點英美教育底子的知識分子被一網打盡，百年積累毀於一旦，幾乎沒有人能夠徹底跳出意識形態的蔽障。有論者論及陳寅恪時認為“中華學統與其說是斷於西方的衝擊或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激進反傳統主義，還不如說是亡於大一統的專製體製。”有論者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卷人了革命，本身是革命中人或受到嚴格的革命教育。這就失去了反思革命應有的距離。”
以上種種，無疑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疏離，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否定，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和反馬克思主義的。
針對這一時期思想理論戰線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我們黨進行了深入分析，與錯誤思想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89年6月下旬召開的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選舉江澤民同誌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組成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新的中央領導集體認真總結改革開放前十年中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曆史經驗和教訓，在新形勢下進一步加強了對黨員和群眾的思想政治教育。1989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宣傳、思想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黨必須旗幟鮮明地同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圖謀和行動做長期的、堅決的鬥爭，各級黨組織都要十分重視和大力加強對宣傳、思想工作的領導，切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真正讓社會主義思想占領意識形態陣地。
十四大報告也特別強調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要求在全國各族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中，進一步加強黨的基本路線教育，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近代史、現代史教育和國情教育，增強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強精神，抵禦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指出了我們的政治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絕不是搞西方的多黨製和議會製。
在建黨78周年座談會上，江澤民同誌再次指出，“思想政治工作的實踐說明，我們的陣地如果無產階級思想不去占領，非無產階級思想必然會去占領。我們必須充分注意和記取這種曆史的經驗教訓。”1999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幹意見》重申“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
江澤民同誌就關於講政治和分清是非的問題也多次發表談話。1995年，江澤民同誌在北京市視察工作時，針對有些地方、部門和社會領域出現的消極混亂現象，提出領導幹部必須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他批評有些黨員幹部腦子裏政治的弦鬆了，有的甚至到了是非不辨的地步，以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可以不要政治了。1996年1月，他集中闡述了宣傳思想戰線的主要任務。他指出，要警惕國際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要加強反對他們的思想文化滲透的鬥爭。他再次強調了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這次會議對宣傳部門自覺地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維護改革開放的大局，有著重要意義。他在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上又指出：“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在重大問題上應該旗幟鮮明，提倡什麼、發揚什麼，反對什麼、限製什麼，不能含含糊糊”。在十四屆六中全會閉幕時，江澤民同誌發表講話，再次強調了分清是非的重要性。他指出：“大家也注意到，這些年來，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違反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的錯誤觀點。對事關政治是非的問題，決不能掉以輕心，等閑視之，必須旗幟鮮明，分清是非。”他在與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全國政協八屆四次會議的黨員負責同誌座談時，重申要注意分清一些基本界限。比如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同私有化的界限，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議會民主的界限，等等。他說，分清這些界限，保持清醒頭腦，才能保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
江澤民同誌多次強調必須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問題。他在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發表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幹重大關係》的講話，指出：“堅持公有製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的一條根本原則，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標誌。在整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我們都要堅持這條原則。隻有確保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才能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在建黨78周年座談會上，他指出，“黨的十五大提出要積極探索能夠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的公有製實現形式，允許搞股份製和股份合作製，國外有些人就以為中國要搞私有化了。而我們有的同誌也產生了類似的錯誤認識，結果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現了某些偏差。”他接著指出，“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五十年的發展，我們的國有資產已達八萬多億，這是屬於全國人民的財產，是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重要經濟基礎。如果頭腦不清醒，隨意地加以處理，比如不加區分、不加限製地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並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所以，正確地認識和處理公有製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的關係，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
1999年，在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在全國各級幹部中有步驟地開展了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三講”活動。隨著“三講”教育的深入開展，廣大幹部必將進一步分清理論是非，自由化的影響將會逐步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