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對“不爭論”缺乏全麵正確理解。鄧小平同誌說，不爭論是他的一個發明，這也是他的一貫思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搞家庭聯產承包製、城市改革、搞經濟特區都是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但是，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任何問題上都不爭論。一些人，包括有的領導幹部，因為劃不清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是非界限不清楚，頭腦不清醒，加之不能全麵理解“不爭論”的涵義，因而對自由化采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有的由於思想政治方向有偏差，同情、支持搞自由化的，便借口不爭論而對自由化采取縱容的態度；有的則出於怕被扣上挑起爭論。的帽子、影響安定團結等顧慮，不敢或不願進行積極的思想鬥爭。
然而，鄧小平同誌關於“不爭論”並不是沒有界限、沒有條件的。在事關大局、事關國家與人民根本利益的問題上，他從來都是旗幟鮮明、毫不含糊的。我們從上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回顧中不難看出，每當自由化出現和蔓延的時候，都是他尖銳而深刻地揭露其實質，指導全黨開展反自由化的鬥爭。如果沒有以鄧小平同誌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很難想象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能夠及時平息。鄧小平同誌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因為“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他強調，對人民要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而對那些搞自由化的別有用心的人則要批評、揭露，不能采取放任的態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不變，保證整個政策不變”，在關係到國家前途命運、社會主義現代化成敗這樣的根本問題上不爭論行嗎？對那些以“民主”、“自由”為幌子散布對社會主義的懷疑、攻擊黨的領導、否定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曆史，兜售西方的“三權分立”的政治觀、腐朽的人生觀、價值觀，大搞自由化的人不批評行嗎？所以鄧小平同誌明確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不能動搖。這一點我任何時候都沒有讓過步。”他強調，對自由化我們不搞運動，“但是對於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批評的武器一定不能丟”。“不讓步”、要批評就是爭論。當然，這種爭論不是搞政治運動，而是“重在教育”，有說服力地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鄧小平同誌在改革問題上有一段十分明確的話，是很值得我們深刻領會的。他說：“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這就告訴我們，在改革中確實存在兩種改革觀，即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通過自我完善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的改革和在改革旗號下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的改革。在根本不同的兩種改革觀問題上，還要“繼續爭論”。顯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包括在“不爭論”的範圍內的。
所謂不爭論，根據鄧小平同誌的思想，是指在改革的一些具體問題，如家庭聯產承包製、經濟特區、證券股市等，要敢於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以“三個有利於”為標準，靠實踐來檢驗，及時總結經驗，不完善的加以完善，不對的就改，不要陷於無謂的爭論，以利於抓住機遇，爭取時間，發展自己。而所有這些，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不涉及政治方向的前提下進行的。如果我們在思想上弄不清這些界限，不管什麼問題都來一個“不爭論”，那麼，當自由化襲來的時候，不予理會，甚至麻木不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反對自由化問題上怎能不出現“一手軟”的情況呢！
四是不能正確理解“三個有利於”標準。“三個有利於”標準，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鄧小平同誌在南方談話中提出來的，但這一思想也是一貫的。他反複強調：“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害，應當成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標準”（1979年）；“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1980年）“各項工作都要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1983年）他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提出的“三個有利於”標準，是對上述思想的進一步概括性的總結。他告訴我們，既不要把那些合乎“三個有利於”、本來姓“社”的，錯誤地判定為姓“資”而加以排斥；也不要把那些合乎“三個有利於”、既可為“資”所用又可為“社”所用的，錯誤地加以排斥，從而為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
但是必須明確，“三個有利於”是判斷改革和各方麵工作的是非得失的標準，而不是判斷姓“資”姓“社”的標準。姓“資”姓“社”是指事物的性質，“三個有利於”是指事物的功能和作用。盡管凡是符合“三個有利於”的都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所允許的，但並不是所有符合“三個有利於”的，其性質都是社會主義的。例如，私營經濟、三資企業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都是符合“三個有利於”標準的，但這些非公有製經濟並不能因此就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難道外資一到中國就搖身一變而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了嗎？就是國內的私營企業，由於它是以私有製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存在著剝削，其性質也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把“三個有利於”作為判斷姓“資”姓“社”的標準，必然混淆公有製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的性質。如果認為它們都符合“三個有利於”，因而都是社會主義的，那麼，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還有什麼必要，還有什麼意義？人們模糊了公有製和非公有製的性質界限，就會為那些反對以公有製為主體，鼓吹私有化的言論敞開方便之門，為那些在改革的旗幟下推行私有化的人能夠暢行無阻提供掩護。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反對自由化這“一手軟”，便是自然的了。
鄧小平同誌和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一向認為，“三個有利於”標準是判斷改革和各方麵工作的是非得失的標準。因此，在強調“三個有利於”標準的時候，總是強調要始終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這一社會主義根本原則，強調堅持公有製的主體地位就是堅持社會主義製度的經濟基礎，這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保證。在講到“三個有利於”標準時，我們不能忽視鄧小平同誌的另一個重要論斷：“我們的改革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呢？總的目的是要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製度，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下發展生產力。”這個論斷主要是就政治體製改革而言的，但是這裏講的“三個有利於”與南方談話中提出的“三個有利於”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就是“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下發展生產力”，而不是相反。如果說政治體製改革要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那麼，南方談話中的“三個有利於”也應當是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而不是相反。而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就要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反對私有化，因為公有製既是社會主義製度的經濟基礎，也是共產黨執政的堅實基礎。因此，我們在理解“三個有利於”標準時，切不可忽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五是對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無庸諱言，在我們黨和人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複雜的曆史過程中，曾經有過失誤。出現失誤的時候，也往往是我們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時候。精神文明建設“一手軟”，除了上述幾點思想認識上的誤區外，重要的原因是，在很多人的頭腦中，特別是一些領導幹部的頭腦中，對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認識不夠，甚至存在片麵的理解。表現在某些地方的具體工作中，往往把精神文明建設看做是物質文明建設的陪襯，以為隻要人們物質生活富裕了，一切都會好，想的做的都是經濟建設，精神文明建設自然成了“閑來之筆”。而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直接或間接地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蔓延泛濫提供了條件。
為什麼有的領導幹部不重視精神文明建設？一是因為把精神文明建設同物質文明建設割裂開來，不了解為什麼要堅持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一起抓。鄧小平同誌一貫強調要“兩手抓”，這是從黨和國家的前途與命運的高度提出來的，有著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江澤民同誌在國慶40周年講話中也明確指出：“我們要深刻吸取近幾年來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一手硬一手軟的教訓，在努力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切實抓好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客觀要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既是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精神文明建設，又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精神文明建設。忽略它，現代化建設便搞不好，四項基本原則也堅持不下去，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會趁虛而入。誠如鄧小平同誌所指出的：“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麵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沒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來保證物質文明建設的大方向，生活富裕了也是曇花一現，持久不了，因為隻有社會主義才能保證共同富裕，才能實現人的全麵發展，隻發展物質生產力，忽視發展精神生產力，結果隻能是損害生產力的發展。
二是因為在變化了的國際國內形勢麵前，政治在有些人的頭腦中被淡化了，埋頭搞經濟建設，不講政治。在對外經濟交往中，隻注重經濟利益而全然看不到美國等西方國家妄圖西化、分化我國的戰略企圖，看不到國際範圍內的階級鬥爭並沒有消失。從國內看，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希望盡快提高物質生活水平，是人們的共同心願，然而對精神文明建設並不很關心。在淡化政治的社會氛圍下，一些消解“主流”的言論，不但使人忽視精神文明建設，同時也縱容了自由化思潮的蔓延。
埋頭搞經濟而忽視精神文明建設、不講政治的重要表現，就是淡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一些人的眼裏，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老祖宗”揭示和闡發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今天已不管用，似乎誰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誰的思想就不解放，誰就在固守過時的教條。這樣一來，人們怕被說成是僵化，便不敢理直氣壯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打著“發展”的旗幟，歪曲、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自由化思潮便趁虛而人。鄧小平同誌和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一再強調，“老祖宗”不能丟，丟了，就喪失了根本。事實一再表明，如果馬克思主義不占領意識形態領域，這些領域和陣地就必然被包括自由化思潮在內的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所占領。如是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將會被斷送。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隻有堅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才能夠避免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誠如江澤民同誌所指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是保證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最根本的政治條件。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包括一個中心和兩個基本點都不能動搖。如果認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可以忽視其他兩方麵的工作；或者認為經濟搞上去了，其他事業就自然而然地上去，那就不對了，這樣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符合實際的，都是片麵和有害的。”
3.要深入有效地開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必須切實加強黨的建設，深入持久開展反腐敗鬥爭
黨風和廉政建設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在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加強黨風和廉政建設，是堅持“兩手抓”的重要方麵。這裏，我們要加以思考的是，加強黨風和廉政建設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關係。
回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曆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黨風不正，腐敗現象的滋長、蔓延，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有兩方麵的關係：一是黨風不正、腐敗蔓延同我們反對自由化不力有著密切的關係；一是黨風不正、腐敗現象的蔓延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攻擊黨和否定社會主義提供了口實，從而為自由化思潮在群眾中擴散、蔓延提供了條件。
應當說，腐敗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剝削階級和剝削製度，但不可否認，在我國，它同反自由化不力有一定關係。鄧小平同誌明確指出：“腐敗現象很嚴重，這同不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係。”對此應當如何理解呢？首先，資產階級自由化與腐敗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自由化與四項基本原則根本對立，要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腐敗從根本上說，也是要腐蝕黨、瓦解社會主義製度。自由化思潮是從意識形態上腐蝕黨，從思想上瓦解社會主義的理想和信念；而腐敗主要是從物質生活上、生活方式上腐蝕黨，使人們陷於低級腐朽的生活趣味中，從而使人們的革命意誌喪失。可見，兩者表現形式不同，但起的作用和造成的後果是殊途同歸的，都與四項基本原則根本對立。其次，腐敗與自由化有著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關係。社會主義製度是腐敗的死敵，它不會容忍腐敗者侵吞人民和國家的財產，因而腐敗者不論自覺還是不自覺，作為新生的資產者，都會成為自由化的社會基礎；社會主義製度同樣是自由化的死敵，它不會容忍自由化來演變社會主義製度，因而要搞自由化，就不能不尋求腐敗者的同情和支持，特別是那些握有政治、經濟實權的腐敗者的支持。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旗幟不鮮明，不但會放縱自由化，而且會使一些幹部喪失理想信念，追求資本主義的人生觀、價值觀，私欲膨脹，從而走上腐敗之路。正如江澤民同誌所指出的：腐敗現象“同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有密切關係”。
資產階級自由化借口腐敗攻擊黨、否定社會主義，這在1989年政治風波中已經表露得十分清楚。之所以有那麼多人受自由化的蒙蔽，顯然與搞自由化的人打著反腐敗的旗號有關。鄧小平同誌一針見血地指出：“人民要求反腐敗，我們當然接受。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謂反腐敗的口號，……僅僅是他們的一個陪襯，而其核心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製度。”但是，冷靜反思；我們也應當承認，盡管腐敗現象被搞自由化的那些人誇大了，然而它確如江澤民同誌所說，“這次動亂中所以有那麼多人被陰謀分子煽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極少數領導幹部中存在嚴重腐敗現象。”腐敗成為國內外敵對勢力進攻我們的口實，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深刻記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