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成為一個曆史學者，或多或少出於偶然。
中學時代，酷愛文學，勤練寫作，由於牢騷太甚，語多冷峭，同學間有以“小魯迅”相稱者。我雖不敢有此非分之想，但確實很想將來成為一個文學家。
大學時代，雖然在曆史係讀書，但並未樹立此項專業思想。除聽課與應付作業、考試以外，愛讀文學作品與其他社會科學書籍，並未認真攻讀史學經典。記得我們曆史係有一個小小的讀書會，曾不定期出一個名叫“天南星”的牆報，屬於進步學運陣營。我常為這個牆報撰稿，也曾在夜深人靜與三五同學悄悄把牆報貼出去。我寫的稿件稍有影響者有兩篇：一篇是政治諷刺詩，題為《火車拋錨》。此詩摹仿馬凡陀（袁水拍）通俗風格，而采用的卻是印第安古老歌謠《大白翅》（Big White Wing）的格律，由於內容和形式都比較清新而流傳到校外。據說曾有音樂係學生打算為之譜曲，但不知到底譜成沒有。另一篇是政治評論，題為《漫話金圓券》。起因是讀書會曾為金圓券的發行舉辦一次小型座談會，大家認為我的發言比較中肯，便推我執筆撰寫此文。記得當時領導讀書會的曾憲洛同學，還為我代擬一個“文封湘”（暗寓章開沅）的筆名。牆報貼出後居然招引很多人前來觀看，因為金圓券的發行不僅關係到整個社會經濟和國民黨政府的前途，而且也直接影響到每個人的生活費用。據說連經濟係有的師生也很重視這篇文章，到處打聽“文封湘”是什麼人，為什麼能夠運用西方貨幣學的理論與方法來剖析剛剛出籠的金圓券的運作及其前景，而且說理還比較切中要害。其實連曆史係的同學都不知道，我在進入金大以前，曾經讀過不到一年的會計大專，多少有點中外經濟學、經濟史和貨幣學之類的底子。現在看來，這些文章當然都很稚嫩粗疏，但說明我很早就有鑽研社會科學的興趣，不過卻從來未曾想過要研究曆史。當時我的誌願是當一名記者，特別是戰地記者，那才是充滿挑戰的夠刺激的職業。
1948年冬天，如同千千萬萬進步學生一樣，我輟學進入中原解放區。革命改變了整個中國，也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本想當個跨馬佩槍、文武雙全的戰地記者，卻不料被中原大學校方看好我這個三心二意的“理論人才”，被留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組，從此與曆史建立不解之緣。以後中原大學隨軍南下，我又隸屬於該校新創辦的教育學院曆史係。1951年秋中原大學與華中大學合並，兩年以後正式改名為華中師範學院，我便在這個學校的曆史係教了一輩子中國近現代史。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是帶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義者，確實是心口如一地獻身革命。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誌願，當然革命也不容許個人有自己獨立的人生選擇。
因此，我常說，是革命為我選擇了職業，而職業使我從家族的曆史走向中國的曆史、世界的曆史。我又常自我解嘲：我的職業像包辦婚姻，通常應該是先戀愛後結婚，我卻是先結婚後戀愛。我是在擔任曆史教師以後，才逐漸增長了對於史學研究的興趣。
1954年以前主要是應付教學，試想，一個隻讀完大學二年級的學生要獨立地為大學本科生，甚至為在職中學曆史教師（有些人相當於我父親的年齡）開課，而且經常是每周3門課、13個課時，那是多麼勉為其難。不過，也許是由於我的運氣太好，教學從一開始就得到較佳反映，無論是本科生還是比我年長的中學教師，大多樂意聽我講課。這樣才逐漸增強繼續教學的信心，並擠出一點時間進行若幹結合教學需要的課題研究。
初期的研究往往是趕潮流，側重於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與太平天國史。1960年以後轉入辛亥革命研究，特別是張謇研究。1960年以前，我發表論文較少，與外地同行學者的聯絡更少，可以說是僻處鄉野，孤陋寡聞。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在武漢舉行，使我得以聆聽一些著名曆史學者的教誨，也使我結識外地一批才思敏捷、學有所成的青年雋秀。1963年，承蒙楊東蓴先生的關切與提攜，經學校同意把我借調到北京，名義上是協助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實際上是享受帶有進修性質的學術休假。在北京一年多期間，主要是研究張謇，利用北京圖書館善本室收藏的《近代史料信劄》和原來在南通搜集的《張謇未刊函劄》等相關原始資料，對照《張季子九錄》、《張謇日記》等已出版書籍，做係統的史料長編與箋注工作，然後在此基礎上寫成20多萬字的書稿，這就是遲至1986年才經中華書局出版的《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一書的原坯。北京之旅使我大開眼界，不僅得以利用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豐富藏書，而且得以向許多全國知名的師友經常問難切磋，可以說是我學術生涯一個新的起點。
但是，北京作為首都，又是一個政治極為敏感和人際關係相當複雜的地區，而我對此毫無察覺。1964年秋天，名為學術討論而實為政治批判的意識形態討伐漸形緊鑼密鼓，一向謹小慎微的楊東老唯恐我們年少氣盛，有可能以文字惹禍，曾多次說及這些學術討論實質上就是階級鬥爭，並以自己的老友孫冶方等知名學者受批判為活生生的例證。對於這些好心的勸喻我卻漫不經心，仿佛與自己毫無關係，隻知道埋頭從事張謇研究。不料有天《光明日報》記者突然前來約稿，希望我對戚本禹評論李秀成的文章發表一些意見。我與《光明日報》關係比較密切，而且這位記者與我談得又很投機，所以便連夜趕出一篇題為《不要任意美化，也不要一筆抹殺》的文章寄給該報。沒過幾天《光明日報》就刊登了這篇急就之作，但卻在上半版同時刊登了署名任光（即吳傳啟）的批判文章，直指我是反馬克思主義，以折中主義手法為叛徒辯護。不久，中宣部即通知湖北省委，內定我為重點批判對象，回鄂接受批判，同時通知各地報刊不得發表我的文章。既動員參加學術討論，又不容許為自己聲辯，我這才體會到“學術領域內的階級鬥爭”的厲害，也才體會到東老諄諄告誡的苦口婆心，但一切都為時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