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挨批的角色一直延續到1966年，而由於有此前科，我在“文革”中受到更為嚴重的衝擊，學術研究隨之長期停頓，蹉跎歲月達十年以上。
直到1976年“四人幫”垮台前不久，人民出版社林言椒編輯不甘於寂寞，悄悄鼓勵我組織兩湖與川、黔部分學者編寫《辛亥革命史》大型專著，這才又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重操舊業。幸好“文革”不久就收場了，《辛亥革命史》編寫組的同仁情緒很高，日以繼夜地全力投入編寫，而且其他各地相關學者也給以許多關切與幫助，這部120萬字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終於在1981年10月以前全部出齊，成為對辛亥革命70周年的一份厚重獻禮。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並且提倡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新學風。學術界和其他各行業一樣，人們備受壓抑而又積蓄甚久的積極性，像埋藏在地下的泉水一樣突然噴湧而出。這也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時期。繼合編《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後，又陸續出版了《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關係試析》、《辛亥前後史事論叢》等專著，還在國內外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許多論文。從1979年秋天開始，我又多次應邀前往美、歐、澳、亞許多國家及地區開會、講學和訪問，1990―1993年更先後在美國普林斯頓、耶魯、加州三所大學任教和研究達三年以上，在促進中國近現代史領域，特別是辛亥革命研究領域的中外學術交流方麵，也做了大量工作並取得豐碩成果。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在辛亥革命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中，非常強調社會環境、社會群體與社會心態的研究，也比較注意區域研究（如江浙）與個案研究（如張謇）。有些中外學者以為我可能是接受了美國同行學者的影響才有此變化。其實曆史唯物主義本來就重視社會環境（特別是經濟基礎）的研究，而且我對辛亥革命的研究，從一開始就以社會運動為整體對象，並沒有局限於個別的人物與事件。至於說把社會學方法引入辛亥革命史研究，則要感謝我在金大的已故老師馬長壽教授。他作為曆史學家來講授社會學課程，自然使我這個曆史係學生得到更多的啟發，所以對於社會學的一些理論、概念和方法我早已略有所知。我還要感謝另一位已故老師王繩祖教授，是他在動蕩不安的南京為我們開設湯因比史學介紹講座，使我們對這位大學者的思想體係興味漸濃。所以，當80年代國內介紹西方的社會學和曆史學漸形熱潮時，我並不感到十分陌生，而且多少知道有所鑒別。當然，我並非完全否認當代海外知名學者對我的影響，他們對我在信息和資料方麵的無私幫助，特別是他們出色的研究成果對我的多方麵啟發，都使我受益匪淺。
不過，我在運用社會學理論與方法時，也有自己的特點：一是比較注意分析個人、群體與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二是把研究重點放在作為個人與階級的中介――群體之上。這兩個特點，實際上都是從60年代初研究張謇時即已開始呈現，隻不過由於長期受“左”傾教條主義的束縛，難以充分揮灑而已。80年代中期以後，為了拓展自己和自己所在的曆史研究所的工作領域，我與一批年輕學者先後開始投入中國現代化研究與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過去我所損失的時間已經太多，剩下的時間又未免太少。現在，我隻能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貝德士文獻研究係列》之類，別無更為宏大的抱負與規劃。但我內心卻抱持著一個宏願，那就是努力把人類曆史作為一個整體，用全人類和大史學的觀念和方法研究曆史，不斷以此自勉並寄希望於年輕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