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醴陵當代傑出人士中，有兩位與我關係較深，一是黎澍，一是楊東蓴，即人們通常所說的東老。
東老是中國有數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以翻譯摩爾根的《古代社會》而享譽於進步學術界。他在政治上經曆的風風雨雨，現今已經鮮為人知，倒是在教育方麵的多年勞績永遠遺愛人間。
初次認識東老是在1954年。那時我已在武漢華中師範學院曆史係任教，他則剛從廣西大學奉調來漢任我院院長。東老的到來使全院師生大為振奮，因為此前數年武漢高校工作頗受“左”傾思潮幹擾。不僅是對某些高級知識分子的粗暴批判，而且還沿用過去辦革命大學（實即黨校）的方法來辦正規大學，因此很難實現以教學為主的原則。中共中央與中南局對此已有察覺，並采取一係列措施加以改進，調楊東蓴出任華師院長，正是這些重要舉措之一。記得中南教育局副局長孟夫唐代表中南局和中南軍政委員會，向全校教職員宣讀任命文件時，特別強調東老的高校工作背景，稱之為著名的教育家和曆史學者，全場頓時爆發熱烈掌聲。東老的講話頗為平易近人，一開口就自我介紹：“我叫楊東蓴，常被叫做楊東?（蓴的本字為□），名字取得不好。”風趣的發言引起哄堂大笑，增加了人們對他的親近感。
東老就職以後，除向全校師生員工做過一次大報告，強調建設社會主義需要真才實學以外，別無其他豪言壯語和空頭號召。他非常強調務實和深入，常說隻要認真看看食堂和廁所，就可以知道一個學校的管理水平。曆史係是他分工親自抓的基層單位，他與每個教師都個別談過話，而且事先都看過人事檔案，並作認真的準備，因此談話頗有針對性，並非走走過場。與我談話時，他詢問家世、學曆和工作情況甚詳，並征求如何辦好院、係的意見。他絲毫沒有大首長、大學者的架子，親切如家人父子，稱得上如坐春風。也許是由於我教中國近現代史，與他的研究領域相近，此後他對我非常關切。每逢接待外國相關曆史學者，他必定要我陪同並為他準備發言。我邀請武大唐長孺教授來曆史係介紹科研經驗，他也趕來與唐先生晤談。甚至連我偶爾生病，他如知道也必定囑我不宜過於勞累。1955年學院創辦學報，我為練筆寫的一篇論太平天國土地政策的習作，長達四五萬字，經他同意也得以在學報作兩次連載，對我這樣的年輕教員是極大的鼓勵。
1957年暑假，他奉調去北京任國務院副秘書長，並參與民主促進會中央領導工作。盡管臨行應酬很忙，他仍囑人將一箱常用的中國近代史書籍贈送給我。其中有一本李六如送的《六十年的變遷》，他還特地用毛筆注明書中主人公季交恕即李六如，並介紹李六如的簡曆。這些細微之處都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1963年，學校領導鑒於我建國前未能完成大學學業，參加工作後一直承擔繁重的任務，因此給我兩年進修時間（相當於國外的學術休假）。他又熱情相助，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名義把我借調到北京，協助他征集北洋時期史料，並籌建中國近代社會曆史調查委員會。其實，他給我布置的工作都比較輕鬆，主要還是讓我利用北京的優越條件訪師問友與查閱資料，做自己的研究課題。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當時的主任是範文瀾，但實際負責的是兩位副主任，一是東老，一是申伯純，人們通常稱之為申伯老。二老對我的到來都很歡迎，為我提供頗為優厚的工作與生活條件。但他們對我的具體工作安排卻有不同意見，申伯老一見麵就滿腔熱忱地要我幫他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東老則堅持不必讓我局限於專門的單一工作。看見兩老爭得麵紅耳赤，我真有點尷尬，幸好申伯老終於讓步，同意東老既有的安排。我想東老大約是尊重我們學院領導的意見，不願過多侵占我自己進修的時間吧。我對兩老都很感激，正是由於他們的關切與支持，使我在北京得以結識許多學識豐富的師友，會見許多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占有相當地位的重要當事人，閱讀許多珍貴的文獻史料。這不僅使我大開眼界，而且為此後的治學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東老的工作作風極為細微深入，屬學者型而又無書生氣。中國近代社會曆史調查委員會的籌建，許多事情都靠他具體張羅。此會一經成立，他立刻帶領我們（包括邵循正、何仲仁、郝斌等）前往天津，在市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進行調查研究，為製定調委會全麵工作計劃做準備。當時根據副主任劉大年的建議，確定先抓兩個項目，一是知識分子千人傳，一是資產階級千人傳，而首先要求作充分的調查研究。為此，我們又廣泛征求意見，多次修改傳主參考名單。東老見多識廣，交遊麵特寬，在這方麵為我們提供很多寶貴意見。而為了擬訂資產階級調查計劃，他還抽空帶領我和劉望齡，先後拜訪全國工商管理局理論處長吳承明和中央統戰部工商處長萬景光，請他們從全局上介紹中國資產階級的曆史與現狀。這些活動不僅有助於當時的工作，而且也有助於我此後的資產階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