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德士是我以前在金陵大學曆史係讀書時的老師，也是我現今正在研究的曆史人物。
他是美國人，1897年生於俄亥俄州的紐瓦克。原名Miner Searle Bates，貝德士是來華後取的中文名字。父親是當地一位新教牧師，長期擔任海勒姆學院院長。小貝德士就在這所學院讀書，1916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並獲得羅茲獎學金去牛津大學攻讀曆史。因歐戰期間曾去前線服務，1920年始獲碩士學位。也正是在這一年，他接受美國教會派遣，來到南京金陵大學教書。
貝德士為金大整整工作30年。其主要貢獻有二：一是創建曆史係並促進其發展，一是抗戰期間維護校產並救濟南京難民。
20世紀20年代之初金大隻有政治係，曆史專業原本附設該係，貝德士來校以後才分開獨立建係。貝德士20多歲便當係主任，從製定教學計劃到聘請教員，自己還要擔任許多課程，其工作之繁忙艱巨可想而知。1947年他在一封家信中曾經深情而不無感慨地回憶自己走過的道路：“我逐漸認識到，如果從我來華獲得第一個穩定職業（1920年，23歲）開始算起，到可能退休之時（1965年，68歲），五分之三的歲月已經消逝了。如果從大學本科畢業（1916年，19歲）算起，則渡過的年華所占比重還要略大一些。因此，現在是我應該潛心工作的時候了！雖然我不願改變持續尋求新知的道路，返回到往昔的興趣，但我應該更為徹底、堅決地執著於去做或將要去做我所已知的工作。無論如何，我曾延展於廣闊的知識領域：曆史學，我的主要訓練是近世歐洲史與英國史，通過自學與研究生攻讀，擴大到古代和中世紀的中國、日本、印度、俄國，還有若幹美國史――幾乎是除了拉丁美洲以外的所有地區的曆史；與史學研究相關聯，還有政治學、社會學方麵的興趣，包括在牛津的攻讀與早先在金大講授政治學，接著是政治史、國際關係和當代事件，特別是遠東地區；拉丁文和希臘文（前者每星期用一二次），諳習法文、中文、德文，俄文、日文可以對付姓名、工具書及勉強閱讀，……我深知，其結果是使我成為一個出版專著甚少的可憐專家，同時又是一個具有潛力的好教師，因為我總是勤奮而廣泛地閱讀。我試圖扶植中國青年教師，讓他們得以順應自己的興趣與長處，而我則隻有擔任其餘的曆史課程。重要影響已逐步顯示出來，但這卻意味著我要像新教員那樣，不斷從一門課程轉移到另一門課程，同時還要遵循部頒教學計劃的不時變化而擔任新課教學。結果已表明這一決策完全正確，例如我現在的主要同事王繩祖與陳恭祿，還有此前的三四位同事。王、陳不僅教學出色，他們的著作已有並將繼續增長廣泛的影響，因為他們編寫的大學教材已成範本。”王、陳都是貝德士早期的得意門生，他們分別撰著的《現代歐洲史》與《中國近代史》，都被商務印書館列為大學叢書出版，具有部頒教材性質。其實，以貝德士在牛津、耶魯所受的良好專業訓練，淵博的知識與多種語言才能，本來可以自己駕輕就熟地講授歐洲近代史。可是，為了讓王繩祖學有專精，脫穎而出，卻把這門得心應手的熟課讓給弟子，自己又主動承擔史學方法論、俄國史等一大堆新開課程。貝德士為金大曆史係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這是全係師生（包括校友）所一致公認的。王繩祖曾對我說：“根據留學英國期間的比較，如果僅就本科教學而言，金大的水平決不低於牛津、劍橋。”而就我的切身感受來說，金大曆史係對中外近現代史的重視，與強調兼學其他社會科學課程（如社會學、經濟學等），這兩方麵都堪稱開國內風氣之先。我一生治學之稍有所成，或多或少得益於此。
1937年抗戰爆發以後，金大西遷成都。貝德士奉命以副校長名義全麵負責留守校產。南京淪陷前後，他是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發起人之一，隨後又是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骨幹與最後一任主席，在日軍大屠殺期間做了大量保護與救濟中國難民的工作。關於這方麵的情況，我在貝德士文獻研究係列之一《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見證》書中已有詳細記述。1991年12月12日，“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在紐約舉行集會，我應邀在會上發表簡單演說，大意是：“當我們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殺的犧牲者時，應該記住一個名字――貝德士。在南京陷入日軍燒殺淫擄的大災難中，他和一小群外國人，以懇求、爭辯乃至自己的軀體，在刺刀與難民之間從事救援工作，盡管他們的努力常以失敗終結。這個小小的外國人團體（20餘人）和他們同樣勇敢的中國同事，日以繼夜地救死扶傷，把難民聚集於庇護所，借助外國人的援助稍許減輕大屠殺的損害，並且為難民區內的七萬難民謀求食物與住處。他們作為一個小小的公眾群體生活在一起，沒有足夠的食物與服務，常常一連數周得不到他們眷戀的家庭的訊息，丈夫或妻子不知道自己的另一半是死了抑或被囚禁。他們幾乎與外麵的世界隔絕，但仍然堅持留在南京。正如貝德士博士所說：‘我同其他人一樣明白整個局勢的嚴重與黑暗，在這裏很難找到公理與正義。個人自身的問題早就得到回答。基督徒努力履行自己的職責，用不著為自己的生命擔憂，而隻會為自己難以滿足巨大的需求而感到歉疚。’他們日複一日地前往日本駐南京的大使館，送交抗議、呼籲和逐日逐事記錄的日軍暴行。貝德士所保存的此類大量文獻已妥善收藏於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這是南京大屠殺的真實記錄，血寫的曆史不可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