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記不清到底是哪一年與陳慶華初次見麵，但他的大名倒是很早就知道。20世紀50年代初期，他動筆較勤，常在報刊上（如《光明日報》史學周刊）看到他的文章。大約是在1961年武昌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會議期間，我們才初次結識，但此後並無聯係。
直到1963年我被借調到北京，參與籌建中國近代社會曆史調查委員會，由於邵循正先生也是該會委員，因而與慶華開始有所交往。記得有次邵先生以北京史學會名義，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邀請我與祁龍威等外地學者餐敘，慶華以東道主身份與我們談話甚多。他那謙和誠樸的風貌，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當時我受楊東蓴的委托，就北洋史料問題經常與章士釗聯絡。行老（大家對章士釗的尊稱）個性較強，不大好打交道。但由於我的堂伯章宗祥與他曾有北洋同事之雅，他把我視為世交子弟，倒是比較親切熱情。不過我第一次單獨前往史家胡同11號拜會時，心情還是比較緊張的，因為自己說話一向沒有遮攔，唯恐無意冒犯將會誤了東老的正事。為了表示誠心向他老人家求教，我特地把近期寫的兩本張謇部分未刊函劄箋注請他審閱。他倒不講客套，沒過幾天就將兩本箋注交還，並用毛筆在上麵批字多處，或補充，或糾正，頗為認真。不久，慶華高興地告訴我：“行老對你印象極好，以後工作就方便了。”我問他怎麼知道，他說是行老女婿（含之前夫，在北大經濟係任教）轉告的。這一期間雖然交往不算密切，但他對我的關心與幫助已與日俱增。
真正與他交往較多，是在“文革”後期。1974年我被借調到《曆史研究》編輯部工作，由於單身在外又長期住在旅館，工餘時間很難打發。幸好慶華熱情邀約，常在假期到北大朝潤園他家中聊天。慶華藏書極多，稱得上滿坑滿穀，連沙發乃至沙發扶手和茶幾上都堆滿書刊，來客要臨時搬開部分書籍才有座位。慶華嗜書如命、讀書成癮，見麵後沒有任何客套寒暄，開門見山就談中外新出書刊，以及各處典藏，曆曆如數家珍。在北大曆史係，慶華有“活神仙”之稱，大約是笑他生活沒有規律，工作沒有計劃，常常夜讀至淩晨，而上午要很遲才能起床。那時他已患糖尿病，經常自己注射胰島素，但卻從來不知愛惜自己的身體，依然猛讀如故。
朋友中間有人認為慶華懶散，我倒覺得這是一種誤解。他讀書並非為了消遣或隨便翻翻，對重要書籍和文章都有較詳盡的筆記。應該說，這些筆記當時大多很有價值，可以提供許多新的學術信息，特別是國外學術動態。他外語條件很好，在“文革”期間像他那樣努力閱讀外文書刊的人真是鳳毛麟角。慶華曆來以助人為樂，從不以資料為私有。他讀書做筆記往往是為了幫助別人，例如他為清華黨史教研室查閱了大量新出外文書刊，筆記上好些都已轉譯成中文，以便讓更多人利用。1976年以後我們編寫《辛亥革命史》，他又看了許多相關外文書刊，每次見麵都與我交流資訊，以求書稿不至昧於海外學術進展。伯納爾《1907年以前的社會主義》，就是聽他說及我才從近代史研究所借閱的。其中有關孫中山與第二國際交往的描述，以及所引用的比利時社會主義報紙《人民報》所載消息，對國內辛亥革命史和孫中山研究，都是比較新鮮而又重要的資料。慶華的妻子是東北人，在工廠工作，文靜賢淑。每次我去都必留飯，因朗潤園離校門很遠，那時北大附近餐館不多，而慶華又愛長談。中飯無非兩菜（或三菜）一湯，以素菜為主，但頗精致。她與女兒在其他房間就餐，讓我與慶華邊吃邊談。那種濃鬱的家庭溫馨，化解了我長年羈身京華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