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台灣方麵由張玉法代表答辯。他當然要為“全民革命說”辯護，但可能也是由於英文口語業已生疏，隻能重複其論文已經表述的五個要點。隨後是自由發言，台下聽眾提出問題頗多，張玉法與我都多次回答，台灣學者張忠棟等亦曾起來答複質疑。我很希望其他大陸學者也能起立回應，為我稍解勞累，但他們始終平靜地坐著，讓我唱獨角戲。
最後由胡繩、秦孝儀分別做總結發言。胡繩豁達大度，從總體上肯定了此次會議所取得的成果。秦孝儀的發言卻顯得意識形態性頗強，說什麼研究辛亥革命必須以“國父學說”為遵循雲雲。末了由主席略致數語，肯定成績並感謝大家之後即行散會，時間已是晚上11點鍾。
平心而論，這次討論不算深入，爭辯也並非激烈，雙方都彬彬有禮，保持相當的克製。其實東道主的指導思想本來即係如此，心平氣和地討論學術問題，這本身就是一大突破。他們唯恐激烈爭論將會引起感情上的傷害，所以限定兩岸學者答辯發言五分鍾，自由發言隻有兩分鍾，很難有所展開。但會場情緒倒是始終熱烈高昂，很多聽眾都是從外地趕來參加此次盛會的。
散會以後，我們原本還想與台灣學者個別交談，不料立即被台下聽眾擁上包圍，台灣學者則在秦孝儀率領下匆匆離去。唐德剛等華裔學者似乎興猶未盡。龍卷風似的把我拉到樓上一間較大的客房，二三十人聚在一起飲酒暢敘，共慶會議圓滿結束。時間已過子夜，我正擬回臥房就寢，年逾古稀的華裔資深學者鄧嗣禹又把我拉到他的房間，用濃重的湖南鄉音說：“今晚我一定要與你同飲。”隨即拿出從東南亞帶來的小食，與我邊吃邊談。談話的內容我已毫無記憶，但那濃鬱的鄉情與誠摯的祖國關懷使我心醉更甚於酒醉。回到自己的臥房，已是淩晨2點多鍾了。
事情本來到此已經了結，但海外眾多中文媒體的報道卻有各自的傾向性。也許是由於新聞界對大陸學者的表現好評太多，秦孝儀感到非常不快，於是對好幾家台灣報紙發表談話，蓄意對大陸史學有所貶抑。同時，台灣有些記者也未能持公平態度，對我們的學術見解（主要是“資產階級革命說”）作許多曲解與攻擊。海外有些友人對於這種做法極為不滿，把有代表性的報道和文章複印寄給我參考，免得我挨了罵還蒙在鼓裏。我感到有正麵回應的必要，以免以訛傳訛，混淆視聽，便寫了《關於辛亥革命性質問題――兼答台北學者》一文，在《近代史研究》公開發表。此文主要是用大量史料從不同層麵論證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同時指出台灣某些學者由於資料與方法論的局限，以致進入認知的誤區。同時，我也用稍許筆墨諷刺了若幹報道執筆者的無知與幼稚。這可以看成是會後的餘波。
但芝加哥會議的影響畢竟是深遠的。甚至在事隔十多年的今天，不少海外同行見麵時還說：“我們是在芝加哥會議時才認識你的。”鬥轉星移，時過境遷。即令是先後擔任過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主委的秦孝儀、李雲漢，也漸漸淡化了昔日的芥蒂。1993年冬在台北重逢時，他們稱我為“芝加哥的老戰友”，把酒憶舊，笑談盡歡。同胞情誼畢竟超越了曆史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