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正式會晤
1982年4月初，亞洲協會在芝加哥舉行規模盛大的年會，並邀請海峽兩岸學者參加專門討論辛亥革命的分組會。這是兩岸中國學者第一次正式會晤，因此引起國內外廣泛的關注。
雙方都派出較強學者陣容出席會議。我們由胡繩領隊，趙複三、李澤厚、李宗一和我同行，翻譯是陳德仁（女）。基本上由中國社科院人員組成，院外人士是胡繩與我。台灣方麵由曾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的秦孝儀任團長，成員為李雲漢、張玉法、張忠棟、林明德，翻譯則由其北美關係協調會就地派出。
實際上，我們與台灣學者在舊金山機場候機時已經相互看見了，因為雖然分別從北京和台北出發，但都是在舊金山轉機，而且是搭同一班機前往芝加哥。不過由於隔絕已久，且以座位相距甚遠，也沒有交談機會，但主要還是因為雙方都有些矜持，誰也不願首先伸出友誼之手，或說第一句“你好”。倒是作為東道主的亞洲協會中國委員會非常周到，他們特地於會前在唐人街中國餐館第一樓宴請兩岸代表，為我們提供比較輕鬆的結識與交談的機會。為表示平等相待，宴設兩席，每席各有主賓，一為胡繩，一為秦孝儀。我不知東道主事先如何考慮，胡繩作為主賓那一桌囊括了幾乎全部兩岸中國學者；而秦孝儀作為主賓這一桌，卻隻有我作為大陸學者奉陪，其餘全是美國人或其他西方人。我又恰好被安排坐在秦孝儀旁邊，即使出於禮儀也非交談不可。看見胡繩那桌兩岸學者談笑風生，內心羨慕不已，頗想與秦交談幾句。但我有個怪脾氣――小民怕官，不大願意獨自接觸高層官員，能避開就避開，雖共產黨高幹亦不例外。隻有與胡繩相處（我們還曾合用過一間臥房）感到非常輕鬆，因為他毫無官氣，平易近人，虛懷若穀，在對外學術交流方麵，對我完全信任。但秦孝儀不然，大約是在“先總統蔣公”身邊工作太久，耳濡目染，熏陶甚深，他的言談舉止使我立即聯想起建國前那些國民黨高官。因此我沒有主動攀談，而是與外國同行寒暄說笑。秦孝儀不會說英語，與同席外國人又素不相識，可能有點感到冷落，便乘我夾菜時詢問籍貫、學曆等等。聽到我說原籍浙江，他故作高興狀，連說貴地出人才，出人才，例如陳氏叔侄、朱家驊、戴季陶等等。我也向他請教，他說是湖南人，我也作為回應恭維湖南是風水寶地，出了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等等。他知道我是有意開玩笑，便把話題岔開了。我問他想不想回長沙重新品嚐火宮殿的臭豆腐，他略有沉吟便笑著說：“現在恐怕時機還不成熟吧！”
這就是隔絕30多年以後，兩岸曆史學者之間的第一次正式對話。散席後，我問二李（澤厚、宗一）那席為何談得如此熱鬧，他們說主要是台灣學者打聽故鄉和親友情況，所以可談的話題就多了。這樣的交流，自然可以為學術討論增添若幹親切感。
但雙方對討論的準備卻不夠充分，因為都是在開會當天才看到對方的論文，而且那天活動頻繁，來訪者又較多。說來簡直使人難以相信，直到這天上午，胡繩才通知我擔任大陸方麵的答辯人，而且也沒有交代應該注意什麼問題。這大概是胡繩特有的大而化之的領導作風，對同事充分信任而又放手。他對你的信任建立於平素的了解，既經信任便決不輕疑，斷定你一定能夠出色完成任務，因而這種信任的本身便構成激勵與鼓舞。所以我沒有再作詢問，便關在房內獨自看台灣學者提交的論文，雖然時間很緊，但大體上已心中有數。
我們的分組討論會預定在晚間9時開始，地點是棕櫚賓館的大會議廳。但晚上7時便開始有人前往等候，及至雙方代表和外國評論員入場時，可容納五六百人的大會議廳早已坐得滿滿的，後來的人隻有坐在階梯過道地毯上。兩岸學者和外國評論員上台後，按英文姓氏字首順序坐成一長排。我的姓氏字首是Z，所以坐在講台最左側，與大陸學者完全隔開，無法隨時交換意見，會上隻有靠自己即席發揮。
根據東道主的事先安排，外國評論員逐一評述兩岸學者提交的論文後，便由雙方答辯人作出回應。我首先答辯，由於英文口語早已丟生，趙複三見義勇為，主動為我翻譯，他那一口地道牛津英語，為我的發言大增光彩。我的發言限定隻有五分鍾，還得包括翻譯時間，所以必須非常簡練。共談三點：（1）感謝評論員的中肯評述。（2）發現兩岸學者論文有許多相通之處，如辛亥革命的曆史意義、孫中山在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等；如果台灣學者同意，我主編的《辛亥革命史叢刊》可以全文發表（全場熱烈鼓掌）。（3）張玉法主張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並批評大陸學者的“資產階級說”，我不能同意，並指出分歧產生原因有二：一是方法論不同；二是資料運用有差異。我的發言事先沒有寫成文稿，又未與趙複三交換過意見，但他即席翻譯，譯意確切，措辭典雅，所以有的海外報紙稱讚為“珠聯璧合，相得益彰”，多次博得熱烈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