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乘民航班機從北京起飛，在廣州機場辦理出境手續時，邊防工作人員發現我護照上沒有菲律賓簽證，當即提出質疑。經出示從馬尼拉到新加坡的當天機票，被認為是在馬尼拉機場轉機，而且都是中國民航售出的機票，便放行了。重新登機後，我密切注意有無到馬尼拉的中國人，正好前排座位有個菲籍華裔商人。略事寒暄以後，我向他打聽菲律賓國立大學離機場有多遠？機場入境處有無電話？他說大學離機場很遠，入境處沒有公用電話，必須過關後才可打電話。我連忙給他寫下國立大學曆史係的聯絡電話，並請他回家後轉告：“章先生已經由馬尼拉機場前往新加坡。”直到這時，我仍作兩手準備。
到達馬尼拉機場後，我無法辦理入境手續，隻有坐在轉機休息室等候。等了半個小時未見任何人前來尋找，感到情況不妙，便到新航窗口辦理登機手續並托運了行李，然後便又坐下休息，認為入境已無任何希望。但就在這時卻見有兩位菲律賓女士從遠處跑來，並用英語高呼：“章教授來了沒有？”我連忙迎上前去，原來正是菲律賓國立大學曆史係主任丘吉爾（Bernardita Reyes Churchill）和卡瑪佳（Maria Luisa T。Camagay）教授，她們在入境處關口等了半個小時未見我的蹤影，所以才急忙趕來轉機處尋找。她們問清情況以後，第一件事便是為我向新航取回行李，並且把去新加坡機票行期推遲一周。然後也顧不上向我多作解釋，便一起直接進入入境處的辦公室，交給值班官員一張字條。這官員仔細看了一遍，點點頭便讓我入境了，既未過關檢查，也未在護照上蓋簽證印章或作任何注明。事後我才知道，這是國防部支持阿基諾的一位副部長親自批示的信箋，而此人便是現今的總統拉莫斯。
車行中途，丘吉爾說：“應該到中國使館報個到。”但使館大門緊閉，冷冷清清。經通報後，文化處官員把我們從側門引入，第一句話就是：“你老先生怎麼這個時候來馬尼拉，我們連大門都不敢出了。”我說本人曆來是“言必信，行必果”，已經答應的事一定努力辦到。大家都笑起來，空氣頓時變得輕鬆。兩位菲律賓女士似乎是使館的常客，隨手拿了幾本畫報之類宣傳品便與我一起告辭了。其實馬尼拉的局勢並不如外界所想象的那樣緊張，但也許是最緊張的危急時刻已經過去了。大街上仍舊熙熙攘攘，汽車經常堵成長龍，花花綠綠的“吉普妮”（利用二戰期間美軍遺留的廢舊吉普車改裝的簡易交通工具）屁股後麵冒出滾滾黑煙，賣煙、賣糖的大群小販穿梭奔跑在各種車輛之間，不時把手伸進車窗大聲叫賣……好像什麼事情也未曾發生。
國立大學在遠離市區的山間，顯得分外幽靜雅潔，大學賓館就建在學校附近一座山腳下，設備簡易而尚稱舒適。兩位女士就在賓館陪我共進晚餐。她們告訴我，有人打電話說章先生已經到新加坡了，並以葡萄酒為我壓驚。我說：“有驚無險，太缺乏刺激，不過我倒是想寫一篇小說。”她們連忙問是什麼小說？我笑著回答：“題目叫做‘兩個女人援救一個男人’。”距離頓時縮短，大家像老朋友一樣打開了話匣子。我覺得菲律賓人很像廣東人那麼熱情活潑，雖然他們講的他加祿（Tagalog）語我一句也聽不懂。
第二天早上起來，一開門便看見有佩槍警衛坐在正對麵，據說昨晚馬尼拉市區仍時有槍聲。早餐後按老習慣到附近山間小路散步，感到後麵一直有人跟隨，回頭一看原來是位服裝整潔的青年，互道早安之後便結伴而行。分明也是大學保安人員，但又不便捅穿，隻有天南海北閑聊起來，語言倒也不俗，顯得較有教養。這兩件事是馬尼拉政局波動給我帶來的僅有信息。此時，阿基諾總統已經回國，軍隊多數和廣大民眾都支持她的政府，國際輿論也同情這個善良而又正直的女元首，反對勢力知難而退，一場可能發生的政變悄悄結束，馬尼拉的生活又恢複如常。
我的講演（《孫中山與宮崎兄弟》）如期舉行，聽講者不如預期的那麼多，盡管國立大學事先已廣泛發出通知。也許偶發的事件多少產生一些負麵影響，但更重要的是菲律賓沒有多少人研究中國曆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一般人（包括許多中青年學者、教授）根本不知道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為何物，更不知道宮崎兄弟是什麼角色。我很後悔帶來這篇講演稿，而且又早已公布了講題，如果改成《1898年菲律賓革命與辛亥革命》或《孫中山與彭西》（彭西是菲律賓革命誌士），也許會引起較多人的興趣。菲律賓的曆史學科不大景氣，幾乎是靠女學者支撐，據說“男人都做生意賺錢去了”。由於國策的需要，比較受重視的是東南亞研究（包括其曆史），有較好的隊伍與資料中心，出版相關書刊也較多。因此，我講演以後無從展開討論，倒是很多人要求我介紹他們比較生疏的當代中國大陸，這樣可談的話題也就多了起來。丘吉爾等東道主始終熱情洋溢，因為我是她們請來的第一位中國內地資深曆史學者。她們利用各種方式把我介紹給許多有代表性的人士，並且設法讓我到比較安全的一些名勝古跡參觀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