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以來，托改革開放之福，我曾應邀訪問十多個國家與地區（隻是尚未去過非洲）。頻繁的海外旅行，一般都比較順利，有時甚至比在國內出差還要簡便。但1986年的馬尼拉之行，卻使我碰到很大麻煩。
1986年是孫中山誕生120周年，國內外史學界紛紛舉辦紀念性的學術討論會。僅10月份一個月，我就先後應邀參加澳大利亞、菲律賓、新加坡三處學術活動，真是日夜兼程，風塵仆仆。
首先是去澳洲參加悉尼大學舉辦的紀念孫中山誕辰120周年國際研討會，同行者為戴逸、金衝及、林家有。會議主題是孫中山與國際關係，我提交的論文是《孫中山與宮崎兄弟》。此次會議禮儀甚於實質，但畢竟體現了澳大利亞學者和人民對中國的友好感情。會後，我們又應邀先後訪問了堪培拉國立大學和墨爾本大學，與澳洲學者繼續進行學術交流。
澳洲的旅行是輕鬆愉快的，我們以與溫馴的袋鼠、孔雀合影結束了這次訪問。隨後我就單獨前往菲律賓國立大學作短期講學與訪問。
菲律賓國立大學的正式邀請函，由於郵程的意外阻隔，很遲才寄到武漢。所以東道主建議我到澳洲辦理簽證，而他們事先已向該國外交部打過招呼。我到堪培拉以後，立即到菲律賓總領事館申請入境簽證。值班領事熱情友好，說是三天以後即可拿到簽證。可是當我即將離開堪培拉並前往取簽證時，總領館工作人員卻苦笑說：“本來這是很簡單的事，我們總領館就可以自行決定，可是國內突然發生變故，臨時取消我們自行發放簽證的權利，非常抱歉。”作為外交人員，他不能進一步透露菲律賓內部情況。幸虧與我相識已久的美國學者傅因徹（John Fincher），正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任客座教授，他曾在美國國務院任外事官員多年，與亞洲一些國家的外交官員比較熟悉。經由他不斷以電話聯係，才知道菲律賓出現政變跡象，當時的國防部長利用阿基諾總統訪日之機，召集10萬人群眾大會，猛烈抨擊政府，並且派出軍事人員控製外交部，未經他們同意外交部不得發出任何指示。像我的簽證這樣區區小事，自然是擱置一邊無人過問了。不過菲律賓駐堪培拉總領事館經辦人員倒很熱心，他們答應繼續與該國外交部聯絡，並建議我回北京後立即前往菲律賓駐華大使館打聽消息。
我乘澳航班機回國，半夜才到北京機場，及至辦完入境手續並過關，到達預訂的旅館房間已是淩晨3點鍾。實際上，我能用於辦理簽證的時間已經非常有限，因為根據菲律賓國立大學預先安排的日程，兩天之後我就要開始演講，而且他們業已通知各有關高校與研究機構。所以，我起床以後立即趕到距旅館較近的近代史研究所，借了一部小車前往國家教委。我向外事局彙報了有關情況，他們都認為比較難辦，但仍然熱心地為我開介紹信，並交代若幹應注意的事項。由於我是菲律賓正式邀請的第一個中國資深曆史學者，所以外事局較為重視，但並不抱有很大希望。
菲律賓駐華使館人員相當熱情地接待我，他們說早已獲悉此項邀請，但礙於現時規定，未經該國外交部回複則無法給以簽證。他們答應立即與該國外交部電傳聯絡，並約定下午5時下班前再去等待回音。離開使館以後，我立即驅車前往民航公司購買兩張機票，一張從北京到馬尼拉，一張從馬尼拉到新加坡，出發時間在同一天，但其間有一小時的差距。我的計劃是：如果能拿到菲律賓簽證，可以在馬尼拉機場將去新加坡時間推遲一周；如果拿不到菲律賓簽證，則提前去新加坡，以免逾越在馬尼拉機場的法定停留時限。時間已不允許作更為周詳的考慮，也無法再與相關部門從容磋商，隻有自己當機立斷。接著，我又發電傳告知菲律賓國立大學飛機班次和到達時間。
下午5時再次進入菲律賓使館，經辦人員說：“已經發過幾次電傳，仍未收到該國外交部回複。”這天正巧是周末，他們本已下班，但仍留下一人陪我等待馬尼拉的信息。直到6點多鍾，估計菲律賓外交部早已下班，再等已無任何意義，我便告辭回到旅館打點行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