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兩國遲遲未曾建交，我們與韓國同行的學術交流起步甚晚。1981年10月武昌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朝鮮半島隻有北方代表兩人參加，他們對辛亥史缺乏根底，很難建立長期交流關係。但同年11月我們到東京參加辛亥革命學術會議，卻發現韓國學者的漢學素養較佳，其中尤以漢城大學曆史係閔鬥基教授表現出色。我們就是在這次會上結交，此後經常通信並互贈書籍。
我與閔在美國、在新加坡曾多次見麵，但卻難以在中國或韓國互相訪問。1986年10月我們曾在新加坡夜遊“小印度”（印度人聚居區）時長談，他殷切提出希望到中國進行研究。我表示願意盡力促進，但實在沒有把握。至於我自己，在中韓正式建交之前，並不抱前往漢城訪問之奢望。閔鬥基書生氣十足，為人亦熱誠亢直。當時我們隻顧暢談，竟未發覺東道主為外國學者提供的交通車早已返回賓館。由於夜深行人已稀，好不容易才攔到一部出租車開往住處。
皇天終究不負苦心人，但主要還是由於中韓建交已經趨於水到渠成。1991年1月底，經由閔鬥基等學者的多方努力，漢城大學終於以中國現代史料學國際研討會名義，邀請駱寶善、張憲文和我前往訪問。稍後，該校文學院又寄來經其政府同意的正式邀請函，我立即持函去紐約韓國總領館申請簽證。當時中韓兩國仍無正式外交關係，但領館人員對我這個大陸中國人好奇而又友善，窗口女職員第一次看到中國護照，都擠過來欣賞，並問我浙江在中國哪裏？杭州是否像天堂那麼美？不久，她們就帶我進領事辦公室，領事李榮很年輕，恰好又是漢城大學曆史係畢業，因此顯得更加禮貌與熱情。他並未循例詢問我本人情況，而是希望了解中國史學界的情況。我們用英語談了半個小時，臨別時他說你的簽證沒有問題，一周後就可以寄給你。真沒有想到，漢城之行的第一關就這麼輕易通過了。
6月12日我從普林斯頓到紐約乘飛機，由於中途轉機略有耽誤，13日晚7時許（漢城時間）才抵達漢城機場，閔鬥基與金容德（漢城大學曆史係主任）已等候多時。不久，駱寶善、張憲文亦到，遂同去漢城大學的湖岩館寄宿。該館是三星財團捐獻給漢城大學的，相當於我們的外招。環境幽美，建築新穎，而內部結構則似傳統民居，現代化設施更是一應俱全。閔鬥基說：“漢城大學愛鬧事，三星怕挨批判，所以捐獻一座賓館借以改善關係。”大財團居然巴結最高學府，這是韓國社會的進步。
6月14日上午，中國近現代史料學討論會在漢城大學舉行。由於中國人文學者第一次參加韓國召開的國際會議，所以其政府較為重視，開幕式由韓國放送委員會委員長高炳翔作基調演講，題目是：《中國史研究與史料分析》。高氏為韓國漢學家前輩，曾留學德國，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執教多年。他是閔鬥基的業師，並且與閔一起在漢城大學創建東洋史學科（係）。現任職政府，副總理級，主管廣播、電視等傳播事業。演講對中國古代史研究及其主要史料條分縷析，頗具大家風範。
接著是學術討論，中國學者首先由駱寶善報告太平天國史料學，內容翔實，組織嚴密，聽眾提問、評論頗為熱烈。下午討論我最後報告，介紹大陸辛亥革命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並總結其經驗教訓。辛亥史是韓國學術界熱門課題之一，所以發言更為熱烈，許多問題已超過辛亥範圍，涉及史學理論與方法。本應4時30分結束，卻延續至將近6時，可見他們初次接觸中國學者時興味之濃。
稍歇片刻，即在湖岩館出席東洋史學科與中文係教授聯合宴請。每人十碟小菜，類似我國冷盤，但人參數片亦算一碟，為當地特色，另有各色熱菜。兩國學者一見如故，暢談盡歡，深夜始散。
6月15日全日繼續開會，張憲文報告現代史史料學，他已有專著出版，堪稱駕輕就熟。討論熱情未減，且多次指名要我解答問題。發言用中朝兩種文字，翻譯樸俊德出生於上海，“文革”後期讀完小學始歸國定居，現教中文。連續兩天，既中譯朝，又朝譯中，疲累之極。以致最後常弄錯角色，對我們說朝鮮話，對韓國學者說中國話，多次引起哄堂大笑。他頗有修養，任何時候都顯得溫文爾雅，為會議順利進行提供很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