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韓京十日(1991.6.13―22)(1 / 3)

由於兩國遲遲未曾建交,我們與韓國同行的學術交流起步甚晚。1981年10月武昌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朝鮮半島隻有北方代表兩人參加,他們對辛亥史缺乏根底,很難建立長期交流關係。但同年11月我們到東京參加辛亥革命學術會議,卻發現韓國學者的漢學素養較佳,其中尤以漢城大學曆史係閔鬥基教授表現出色。我們就是在這次會上結交,此後經常通信並互贈書籍。

我與閔在美國、在新加坡曾多次見麵,但卻難以在中國或韓國互相訪問。1986年10月我們曾在新加坡夜遊“小印度”(印度人聚居區)時長談,他殷切提出希望到中國進行研究。我表示願意盡力促進,但實在沒有把握。至於我自己,在中韓正式建交之前,並不抱前往漢城訪問之奢望。閔鬥基書生氣十足,為人亦熱誠亢直。當時我們隻顧暢談,竟未發覺東道主為外國學者提供的交通車早已返回賓館。由於夜深行人已稀,好不容易才攔到一部出租車開往住處。

皇天終究不負苦心人,但主要還是由於中韓建交已經趨於水到渠成。1991年1月底,經由閔鬥基等學者的多方努力,漢城大學終於以中國現代史料學國際研討會名義,邀請駱寶善、張憲文和我前往訪問。稍後,該校文學院又寄來經其政府同意的正式邀請函,我立即持函去紐約韓國總領館申請簽證。當時中韓兩國仍無正式外交關係,但領館人員對我這個大陸中國人好奇而又友善,窗口女職員第一次看到中國護照,都擠過來欣賞,並問我浙江在中國哪裏?杭州是否像天堂那麼美?不久,她們就帶我進領事辦公室,領事李榮很年輕,恰好又是漢城大學曆史係畢業,因此顯得更加禮貌與熱情。他並未循例詢問我本人情況,而是希望了解中國史學界的情況。我們用英語談了半個小時,臨別時他說你的簽證沒有問題,一周後就可以寄給你。真沒有想到,漢城之行的第一關就這麼輕易通過了。

6月12日我從普林斯頓到紐約乘飛機,由於中途轉機略有耽誤,13日晚7時許(漢城時間)才抵達漢城機場,閔鬥基與金容德(漢城大學曆史係主任)已等候多時。不久,駱寶善、張憲文亦到,遂同去漢城大學的湖岩館寄宿。該館是三星財團捐獻給漢城大學的,相當於我們的外招。環境幽美,建築新穎,而內部結構則似傳統民居,現代化設施更是一應俱全。閔鬥基說:“漢城大學愛鬧事,三星怕挨批判,所以捐獻一座賓館借以改善關係。”大財團居然巴結最高學府,這是韓國社會的進步。

6月14日上午,中國近現代史料學討論會在漢城大學舉行。由於中國人文學者第一次參加韓國召開的國際會議,所以其政府較為重視,開幕式由韓國放送委員會委員長高炳翔作基調演講,題目是:《中國史研究與史料分析》。高氏為韓國漢學家前輩,曾留學德國,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執教多年。他是閔鬥基的業師,並且與閔一起在漢城大學創建東洋史學科(係)。現任職政府,副總理級,主管廣播、電視等傳播事業。演講對中國古代史研究及其主要史料條分縷析,頗具大家風範。

接著是學術討論,中國學者首先由駱寶善報告太平天國史料學,內容翔實,組織嚴密,聽眾提問、評論頗為熱烈。下午討論我最後報告,介紹大陸辛亥革命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並總結其經驗教訓。辛亥史是韓國學術界熱門課題之一,所以發言更為熱烈,許多問題已超過辛亥範圍,涉及史學理論與方法。本應4時30分結束,卻延續至將近6時,可見他們初次接觸中國學者時興味之濃。

稍歇片刻,即在湖岩館出席東洋史學科與中文係教授聯合宴請。每人十碟小菜,類似我國冷盤,但人參數片亦算一碟,為當地特色,另有各色熱菜。兩國學者一見如故,暢談盡歡,深夜始散。

6月15日全日繼續開會,張憲文報告現代史史料學,他已有專著出版,堪稱駕輕就熟。討論熱情未減,且多次指名要我解答問題。發言用中朝兩種文字,翻譯樸俊德出生於上海,“文革”後期讀完小學始歸國定居,現教中文。連續兩天,既中譯朝,又朝譯中,疲累之極。以致最後常弄錯角色,對我們說朝鮮話,對韓國學者說中國話,多次引起哄堂大笑。他頗有修養,任何時候都顯得溫文爾雅,為會議順利進行提供很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