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暑假，華中師大信息管理係（原圖書情報係）1992級少數學生前往廬山圖書館實習，在協助清理西文藏書時，偶然發現一本書中夾有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生活照片。館方認為是重要發現，並引起新聞媒體注意，遂有意邀我前往鑒別。我對蔣、宋生活照片毫不在意，因此前在台北陽明山莊所見實已太多，倒是該館所藏3萬多冊西文藏書對我有較大吸引力，便偕內人與何建明夫婦前往廬山圖書館探寶。
這批西文圖書主要是從前牯嶺圖書館接收過來，原有6萬多冊。由於幾經轉移，人手又少，無法在短時期內整理就緒，所以遲遲未能向讀者開放。1961年12月，該館曾請當地外語教師整理編目，其間斷斷續續，直到1963年1月才告結束，實際工作約為半年。他們從6萬多冊西文書籍中挑選31126冊（其中包括3326冊複本），編成600多頁的《廬山圖書館館藏英文文獻目錄》，可以作為我們現今繼續整理、利用這批圖書的重要依據。但是，我們一進入外文圖書室便感到此項工作很難著手，因為經過“文革”多年無人過問，加以搬進新館又無內行專人料理，所以信管係少數學生的所謂整理，也隻限於“估堆”式地將極為散亂的圖書放置在書架上而已。大體上有所分類，但已很難與已編《目錄》逐一核對，還有許多圖書零亂地堆在地上或書架頂端，灰塵、蛀蟲、潮濕已給不少書籍造成嚴重損害。所以，我們隻能就力所能及作有限的考察。
民國時期，牯嶺是西方傳教士的避暑勝地，所以牯嶺圖書館也主要是為外國傳教士及其家屬服務。文學類（特別是古典文學）數量最多，因為避暑即為休閑，白天可以徜徉山水之間，晚間卻無電視可看，隻有讀文學書籍消磨長夜。其次為曆史、地理兩類（特別是中國曆史、地理），這當然是為了在中國傳教的需要。宗教類書籍亦占很大比重，據我們粗略觀察，其數量未必少於史、地。其原因在於傳教士避暑期間仍需靈修，且亦有借此潛心研究神學者。特別是在二戰期間或建國前離開中國的傳教士，大多把私人書籍部分或全部捐獻給牯嶺圖書館，這是宗教書籍增多的重要原因。此外還有大批中小學教科書，則係1947年從山東遷來廬山的內地會芝罘學校的教學用書，學校主管返美時所捐贈。
西文書籍中亦有少量係為蔣氏夫婦需要購置的，“美廬”展覽陳列的西文書籍，有些即係借自牯嶺圖書館，上麵蓋有該館印章。夾有蔣、宋生活照片的英文書，是抗戰期間曾任南京汪偽政府宣傳部長的譚良禮（音譯，TanLean-Li）寫的汪精衛英文傳記，上海中國聯合書局1930年出版。照片上除蔣氏夫婦外，還有一戴學士帽的年輕姑娘，其人已無從查考。可能蔣、宋在看政敵汪精衛傳記時隨手將此照片夾入，而向牯嶺圖書館還書時又忘記取出。
我們最感興趣的是西文宗教書籍。其中有各種文字和版本的《聖經》，僅英文版且收入《目錄》者就有20餘種，其他還有德、法、意、瑞典等各種文本，大多出版於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如果把這些不同種類的《聖經》集中陳列，僅就版本研究而言，即可使廬山圖書館西文藏書室增高學術身價。19世紀初葉以來，為研究與宣講《聖經》而編撰的各種大型百科全書（相當於我們的宗教詞典）、《聖經》疏解、《聖經》研究，以及其他各類神學專著，數量之多更屬驚人。其中如1868年倫敦出版的《如何研究〈新約〉》（Alford，H。，How to Study the New Testament？），1847年倫敦出版的《第一使徒書至哥林多書注解》（Barnes，A。，Notes on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1844年費城出版的《麥第其教皇世家的後續基督教道德》（Browne，T，Religio Medici，Iits Sequel Christian Morals），1859年紐約出版的《以西結書中的福音》（Guthrie，T。，The Gospel in Ezekiel），1853年倫敦出版的《啟示錄的思想》（Newton，B。W，Thoughts on the Apocalypse），1861年紐約出版的《長老會教會手冊》（Parker，J，The Presbyterian's Hand-Book of The Church），1872年愛丁堡出版的《蘇格蘭神學與神學家》（Walker，J，The Theology and Theologians of Scotland）等，都是國內一般圖書館難得見到的西文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