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我在海內外各地，經常講的一個題目就是：史學尋找自己。
史學之所以需要尋找自己，是因為史學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自我迷失，而首先是因為許多曆史學者在不同程度上已經自我迷失。
早在2000多年以前，屈原的《楚辭》招魂篇即已發出“魂兮歸來，反故居些”的千古絕唱。直至20世紀30年代，偏僻的江南農村，由於缺醫少藥，還保持著“叫魂”的古老習俗。病者的親屬一人在自家門口反複呼喚：“××（病者小名）回來呀！”一人則在遠處高聲回應：“回來了！”其聲搖曳淒婉，聞之令人心碎。特別是在嚴冬傍晚，這種悲切之聲從遠處傳來，更增添天寒歲暮的幾分蒼涼。
如果不算誇張，我正是帶有幾分蒼涼為史學招魂：“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史魂即史德，用現代話語來表達，就是這個學科固有的獨立品格。而與此相對應的，就是以史學為業者必須保持獨立的學者人格。
這決不是什麼空穴來風！我們的祖師爺司馬遷，早在2000多年以前即已給史學以很高的定位：“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要究，要通，才能有所成；也隻有抱持一家之獨立品格，才能究有所明，通有所識，而不至於人雲亦雲地“炒現飯”。去年冬天辭世的匡亞明前輩，認為孔子思想的可貴之處，即在於“提出了有獨立人格、獨立個性和獨立誌氣的人的自覺”，講的也是同一意思。
唐代劉知幾也對史學與史學家提出很高要求：“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至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舊唐書?劉子玄傳》）清代章學誠肯定劉氏“史才三長”之說，但認為“猶未足以盡其理也”。他更為強調的是“史德”，指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史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文史通義》卷三內篇三）。以著書心術論史德，堪稱一絕，實乃大徹大悟之言，至今猶足以警世醒俗。
章氏既強調“筆削謹嚴”，又強調“別識心裁”，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獨立思考。他本人就是這樣，當時人“紛紛攻擊”《通誌》，“勢若不共戴天”的時候，他卻挺身而出，再三為鄭樵辯誣，申言：“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文史通義》卷五內篇五）
把引文的注釋（“自注”）提高到史德（心術）的層次，章氏亦能言前人所未曾言：“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智，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唯冀塞職；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偽，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複於質古，是又為益之尤大者也。”（《文史通義》卷三內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