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在《曆史學家的技藝》第四章“評判還是理解？”一節中，提出曆史的公正這一重要命題。
他認為有兩種形式的公正無私，一是學者的，一是法官的。兩者的基本共同點是忠於事實，但學者隻限於觀察事實並作出解釋，而法官則必須依照法律作出裁決。學者的公正表現為尊重“與其最偏愛的觀點相悖的事實”；法官的公正則表現為尊重證據而不管其內心傾向於何方。
古往今來，實現曆史的公正或公正無私的曆史，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都是很困難的。按照布洛赫的說法，史學家往往把自己的角色誤認為是法官。“長期以來，史學家就像閻王殿裏的判官，對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貶。”布洛赫不同意這種做法，指出：“將一個人、一個黨派或一個時代的相對標準加以絕對化，並以此去非難蘇拉統治時期的羅馬和黎塞留任樞機主教時的法國的道德標準，這是多麼荒唐啊！而且，這種評判極易受集體意向和反複無常的個人愛好的影響，就沒有什麼比它更容易變化了。加上人們重視彙編榮譽名冊，輕視搜集隨筆記錄，種種因素使曆史學天然地蒙上一層反複無常的外表。空洞的責難，然後又是空洞的翻案，親羅伯斯庇爾派，反羅伯斯庇爾派，發發慈悲吧！僅僅告訴我們羅伯斯庇爾是怎麼一回事。”我相信，當今中國讀者對此都會產生共鳴，因為我們對於這種空洞的責難與空洞的翻案的遊戲，已經是太熟悉了。
布洛赫的感慨是深沉的：“我們對自己，對當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難道就這麼有把握為先輩判定善惡是非嗎？”這又使我想起清代學者崔東壁所說的一段話：“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至於貧富貴賤，南北水陸，通都僻壤，亦莫不相度。往往徑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考信錄提要》卷上）可見，真誠曆史學者的心總是相通的，雖然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國度。
東壁還為我們講了兩個“以己度人”的故事。其一：邯鄲至武安60裏，大半為不能通車的山路。有個和尚急公好義，主動募捐修路，因布施者甚少，“乃傾其囊以成之”。這本來是損己利人的善舉，但許多人卻議論說：和尚原意是想借“多募以自肥”，隻是由於捐款者少，才不得已而拿出自己的積蓄修路。其二：東壁本人在福建任內，“無名之征悉蠲之民，有餘之稅悉解之上”，其清廉為當地百姓與上官所深知。回故鄉後，住在山村，每餐不過一盂飯、一盤菜，堪稱清貧淡泊。但故鄉之人反而認為是攜有重貲而不願露富。所以東壁慨歎：“故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聖賢，豈有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