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多次講過一個故事。吳縣沈壽是清末民初刺繡大師，但體弱多病，家庭處境亦不甚佳。南通張謇擔心其藝失傳，不僅借宅供她養病，而且親自協助她整理出《繡譜》一書。沈壽死後，張謇挽聯極為沉痛：“真美術專家，稱壽於藝，壽不稱於名，才士數奇，如是如是；亦學詩女弟，視餘猶父，餘得視猶子，夫人為慟，喪予喪予。”稍知張謇者都了解，此人不是庸俗的市井商賈，他不僅在實業與教育兩方麵都有很大的抱負與成就，而且對文學藝術也有較高的素養與執著的癖愛。他在南通女子師範學校設繡工科，隨後又創辦繡織局與女工傳習所，目的都是推廣與發展沈繡的技藝。他還在南通創辦伶工學社與更俗劇場，聘請歐陽予倩主持戲劇改良，嗣後又在劇場建梅歐閣並刊印《梅歐閣詩錄》，大力獎掖梅蘭芳、歐陽予倩這樣的年輕表演藝術家。所以，當時京滬兩地許多著名演員或後起之秀，都以能得南通張四先生的品題與墨寶為殊榮。但是1986年某電視台為紀念張謇逝世60周年而製作的電視劇《杜鵑啼血》，卻杜撰張謇與沈壽的愛情作為此劇的主線，看後令人啼笑皆非。這可能是出於票房價值的考慮，但確實使稍知張謇者有“以今度古，以己度人”之感，仿佛男人與女人關係比較密切就必定會談戀愛，而下海從商的大老板更必定會“包二奶”。
20世紀60年代初，我曾就曆史真實與藝術真實問題，與故事片《林則徐》導演鄭君裏多次通信討論。我認為曆史學家應對文學藝術持寬容態度，在必然性與可能性的前提下，文藝作者應能擁有想象馳騁的廣闊空間。但文藝家亦應尊重曆史，應該充分研究當時當地的情、境、人、事，不可毫無根據地主觀臆測。特別是對曆史人物，應該盡量貼近其本來的性格、情操、心態，否則就不宜自稱是曆史劇。文藝家常常抱怨史學家在史實情節上的挑剔，這是由於他們不了解史學家的職業規範。布洛赫說得好：“曆史是曆史學家的暴君，它自覺或不自覺地嚴禁史學家了解任何它沒有透露的東西。在文獻上沒有詳細記載墨洛溫王朝時期的物價，因此，我們永遠無法列出當時的價格統計表。”史學家並非出於忌妒而是由於謹奉“暴君”的指令，嚴格得近乎苛刻地批評文藝家在史實描述方麵的隨心所欲。但是，文藝家也不必對史學家絕望，因為布洛赫在同一本書中又說過：“曆史學所要掌握的正是人類，做不到這一點，充其量隻是博學的把戲而已。優秀的史學家猶如神話中的巨人，他善於捕捉人類的蹤跡，人，才是他追尋的目標。”在對人的執著追尋方麵，史學家與文藝家是否也有靈犀相通之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