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內篇四有“釋通”一文,曾謂“《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內篇五“申鄭”一文又雲:“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智,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章氏雖然是側重通史體例建言,但亦不乏涉及通識之議論,因為體例與內容固密不可分也。如所謂別識心裁,自成經緯,均與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寓意相近。
梁啟超在談史學革新時亦曾強調通識之重要,指出:“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則全部分之真相亦終不得見,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決非一般史學家所能辦到,而必有待於各學科之專門家分擔責任。此吾對於專門史前途之希望也。專門史多數成立,則普遍史轉易致力,斯固然矣。雖然,普遍史並非由專門史叢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須別具一種通識,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穴乎其間,夫然後甲部分與乙部分之關係見,而整個的文化,始得而理會也。”(《中國曆史研究法》)稍後,在討論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時,他又強調要把學者之著述及言論、政治家活動之遺跡、法典及其他製度、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證察時代背景及時代意識者四類資料,“全部貫穴熔鑄之”。(《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氏所謂通識,也是就通史(普遍史)而言,但同樣適用於整個史學研究。他強調的要發現“甲部分與乙部分之關係”,實係一種泛指,既包括縱向的前後連續性,也包括橫向的相互關聯性等等,隻有超越相關各類專史而又加以“貫穴熔鑄”始能得之。我所接觸過的一些老輩學者,經常強調縱通、橫通、中外古今法、東西南北法,大抵都是這個意思。而時下一些海內外學者所運用的係列研究或係統學方法,與此亦有相通之處。據我切身體會,專則易入,通始能出。若無深入的專題研究作為基礎,所謂通識則如水無源,如木無本。但史家如缺乏通識,亦易流於支離破碎,乃至成為□□之學。
通識誠然可貴,但形成亦殊不易。章太炎在《□漢微言》跋中曾自述思想遷變之跡,其中就特別談到會通問題。自稱少時治經,謹守樸學,隻能在文字、器數之間略有疏通證明;博覽諸子,隻能隨順舊義略識微言,涉獵《華嚴》、《法華》、《涅□》諸經也未能“窺其究竟”。及至1903年6月入獄,囚係上海三年,專攻法相、唯識佛學,始知其契理契機與樸學相似。由此得窺“大乘深趣”,深感佛學尤勝於晚周諸子。1906年出獄東渡,編輯、講學之餘,又複鑽研古希臘與近代德國諸哲人著作,同時還向流亡日本的印度學者求教,對古代印度地區的哲學流派有所了解。其時太炎正為諸生講解《說文解字》,曆覽清代各家解說均未感滿足,終於在翻閱大徐本(北宋徐鉉校訂本)《說文解字》十幾遍之後豁然貫通,理解了語言文字的本原。由是再攻古文經典,往往可知其微言大義,而所見乃與傳統箋疏瑣碎者相殊。以後又為諸生講《莊子》,間用郭象等注疏多不愜心,遂深入闡析《齊物》,並與瑜伽、華嚴相互印證,頓覺“千載之秘,睹於一曙”。旁及荀、墨,亦能尋繹其精奧。1913年至1914年被囚於京師龍泉寺,“始玩爻象,重籀《論語》”,乃知“故唯文王為知憂患,唯孔子為知文王”。又以莊證孔,居然可明“耳順”(“六十而耳順”)、“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真諦,乃悟儒、釋、道三家相異而終於相通。
太炎雖係自述思想變遷軌跡,但卻可視為通識形成之一個案,且對史學家亦有重要參照意義。1949年以來,我國高校史學教育受蘇聯影響頗深,專業分工過細,課程設置單調,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都較劃一而呆板,所以很難形成嚴格意義的通識,20世紀80年代以來,始注意曆史學科內部之中外古今相通,與曆史學科同其他相關學科之相互滲透。但現今治學又多失之於功利主義太重,著述往往異化成為晉升手段,或過於急切追求社會時尚,通識之意亦唯少數學者言之,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通識通才之難得更甚於往昔!但今後史學之發展,仍然呼喚通識與通才,有抱負的年輕曆史學者需要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