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內篇四有“釋通”一文，曾謂“《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內篇五“申鄭”一文又雲：“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智，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章氏雖然是側重通史體例建言，但亦不乏涉及通識之議論，因為體例與內容固密不可分也。如所謂別識心裁，自成經緯，均與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寓意相近。
梁啟超在談史學革新時亦曾強調通識之重要，指出：“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則全部分之真相亦終不得見，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決非一般史學家所能辦到，而必有待於各學科之專門家分擔責任。此吾對於專門史前途之希望也。專門史多數成立，則普遍史轉易致力，斯固然矣。雖然，普遍史並非由專門史叢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須別具一種通識，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穴乎其間，夫然後甲部分與乙部分之關係見，而整個的文化，始得而理會也。”（《中國曆史研究法》）稍後，在討論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時，他又強調要把學者之著述及言論、政治家活動之遺跡、法典及其他製度、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證察時代背景及時代意識者四類資料，“全部貫穴熔鑄之”。（《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氏所謂通識，也是就通史（普遍史）而言，但同樣適用於整個史學研究。他強調的要發現“甲部分與乙部分之關係”，實係一種泛指，既包括縱向的前後連續性，也包括橫向的相互關聯性等等，隻有超越相關各類專史而又加以“貫穴熔鑄”始能得之。我所接觸過的一些老輩學者，經常強調縱通、橫通、中外古今法、東西南北法，大抵都是這個意思。而時下一些海內外學者所運用的係列研究或係統學方法，與此亦有相通之處。據我切身體會，專則易入，通始能出。若無深入的專題研究作為基礎，所謂通識則如水無源，如木無本。但史家如缺乏通識，亦易流於支離破碎，乃至成為□□之學。
通識誠然可貴，但形成亦殊不易。章太炎在《□漢微言》跋中曾自述思想遷變之跡，其中就特別談到會通問題。自稱少時治經，謹守樸學，隻能在文字、器數之間略有疏通證明；博覽諸子，隻能隨順舊義略識微言，涉獵《華嚴》、《法華》、《涅□》諸經也未能“窺其究竟”。及至1903年6月入獄，囚係上海三年，專攻法相、唯識佛學，始知其契理契機與樸學相似。由此得窺“大乘深趣”，深感佛學尤勝於晚周諸子。1906年出獄東渡，編輯、講學之餘，又複鑽研古希臘與近代德國諸哲人著作，同時還向流亡日本的印度學者求教，對古代印度地區的哲學流派有所了解。其時太炎正為諸生講解《說文解字》，曆覽清代各家解說均未感滿足，終於在翻閱大徐本（北宋徐鉉校訂本）《說文解字》十幾遍之後豁然貫通，理解了語言文字的本原。由是再攻古文經典，往往可知其微言大義，而所見乃與傳統箋疏瑣碎者相殊。以後又為諸生講《莊子》，間用郭象等注疏多不愜心，遂深入闡析《齊物》，並與瑜伽、華嚴相互印證，頓覺“千載之秘，睹於一曙”。旁及荀、墨，亦能尋繹其精奧。1913年至1914年被囚於京師龍泉寺，“始玩爻象，重籀《論語》”，乃知“故唯文王為知憂患，唯孔子為知文王”。又以莊證孔，居然可明“耳順”（“六十而耳順”）、“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真諦，乃悟儒、釋、道三家相異而終於相通。
太炎雖係自述思想變遷軌跡，但卻可視為通識形成之一個案，且對史學家亦有重要參照意義。1949年以來，我國高校史學教育受蘇聯影響頗深，專業分工過細，課程設置單調，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都較劃一而呆板，所以很難形成嚴格意義的通識，20世紀80年代以來，始注意曆史學科內部之中外古今相通，與曆史學科同其他相關學科之相互滲透。但現今治學又多失之於功利主義太重，著述往往異化成為晉升手段，或過於急切追求社會時尚，通識之意亦唯少數學者言之，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通識通才之難得更甚於往昔！但今後史學之發展，仍然呼喚通識與通才，有抱負的年輕曆史學者需要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