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我隨同楊東蓴、邵循正諸先生前往天津考察，有幸看到收藏完整而內容又極為豐富的天津商會檔案。邵先生頗有感慨，再三向我強調社會集團研究的重要性。邵屬於沉默寡言型誠樸學者，平常少於言談，但每有建言必定是經過深思熟慮。他顯然是不滿於當時貼標簽式的“階級分析”，因此才提出這一發人深省的意見。
事隔近20年，1983年8月在複旦大學舉行的“近代中國資產階級討論會”上，我才提起這件往事，並且就此問題稍作闡明。會後，我把自己的發言整理成《關於改進研究中國資產階級方法的若幹意見》一文，經由《曆史研究》雜誌發表。略謂：“集團研究可以作為個案研究與類型研究（或個體研究與階級、階層研究）之間的中間層次。因為，階級、階層決不是個人簡單的相加，正如資本主義經濟體係也不是企業的簡單相加一樣，而集團則是個體與整體之間的紐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把資本家稱作‘經濟範疇的人格化’，實即代表資本主義經濟領域的一係列規定和關係的綜合。這些規定和關係，在資本家個人或單個企業中固然已經存在並以多種樣式表現出來，而在一定集團（如資本集團、行業、商會等）中則往往可以更為豐滿也更為明確地得到表現。多樣性的充分展示，常使統一性的揭示更為容易，這是許多探索曆史規律性的學者的共同認識，近代中國資產階級也不例外。”
我還認為：“無論是人類社會或自然界，無論是社會或自然的哪個領域，其本身結構和研究方法都是多層次的。以生物學為例，個體的研究必須經過種、屬、科、目、綱、門的逐次歸納分類、演繹比較，然後才有可能獲致對於動物界和植物界的整體認識。而且，個體內部結構有細胞→分子→量子諸層次，個體外部環境有種群→群落→生態係統諸層次，其間同樣也存在著許多規定和關係，因而也就決定了生物學及其分支學科研究方法的多層次性。人與一般動植物固然不能相提並論，但個體與集體的關係及其間的多層次性，則是共同具有的。……因此，在資本家個人和資產階級整個（或其某一階層的整體）之間，多做一些集團（如資本集團、行業、商會以至商團、會館等等）的研究，然後再進行類型的歸納與區分，所得結論可能比簡單的上、中、下層劃分更切合實際一些。這是由於，構成資本主義經濟範疇的許多規定和關係，在集團中間比在個人（或個別企業）身上展示得更為完整和清晰，從而也就更加有利於對階級、階層作總體的理論概括。”
拙著《張謇傳稿》雖屬個案研究，但已采取群體研究方法，著重說明他如何從一個農家子弟經過科舉成為士人群體的一員，又從士人群體的低層逐步上升到高層，然後再從傳統士人群體向新起的紳商群體轉化。我的學生作群體研究者亦多，如趙軍研究辛亥時期的日本大陸浪人群體，桑兵研究晚清學堂與學生群體，朱英研究晚清商會與商人團體，馬敏研究清末民初紳商群體，等等，均各有建樹；最近王奇生又研究國民政府時期縣以下政權各層次群體狀況，也有許多創新之見。
提倡群體研究並非意在取代階級分析，而是彌補既往階級分析的缺失，並且使之與階級分析相互補益、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