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雨村在《紅樓夢》書中，是出現最早的人物，也是堅持全書結局的最後人物。這個“假語村言”的賈雨村和“真事隱去”的甄士隱，是《紅樓夢》中帶有象征性的人物。
甄士隱很快就淡去了，直到書未才乂跑了出來，隻是半仙之體。誠然作為書的引子來用，最後的仙去，也是無甚深奄的安排。這個賈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者則不同了，適一個不時出現的人物，由於他在宦海裏浮沉起伏，忽而位極人臣，忽而削職為民，政績乏善可陳，行止頗有劣跡，因此，也是很有社會含量，很具針貶寓意的人物。因為一部二十四史，這類官員占了大多數，有他的代表性。研究他的興衰史，很有意義。
初讀此公，有點不倫不類。很像時下一些能講許多正確語言，但行事卻令人十分搖頭的大小負點責的幹部一樣，兩麵得令人不敢恭維。尤其他一出場，講得太正確了，正確到成為反封建、反傳統的一個勇士形象，與他後來的官之惡、之酷、之下作、之卑劣的反差也太強烈了，於是對曹雪芹塑造的這個人物的真實性，不禁懷疑起來。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談到賈寶玉見了女兒就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時，作了一個判斷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
賈雨村聽後，“罕然厲色”地曰：“非也！”然後發表了一篇聲討道學、主張人性的長篇大論，表明他是反傳統觀念的，具有新潮思想的人士。這哪裏是後來那個拚命做官的賈雨村能說出的離經叛道的語言呢？說是曹雪芹還差不多。所以，讀賈雨村，應該把他的這些替作者發言的部份，與他的行止分離開來才能順暢。
曹雪芹找不到別的更合適的人，來宣揚他的要理解像賈寶玉這樣獨立特行的人的觀點，隻好借他的嘴講了。
在外國原始文學中，常有一個巫師的角色，在那裏念念有詞地代作家宣喻道理。我們中國古老的民間文學中，這個角色就由說書人代替。這位說書人遊離於作品故事以外，但卻可以隨意進入行文之中，講作家需要直接講出來的話。中國的章回小說的寫作，到了明末清初，已達成熟的頂峰，完全由口頭的講述形式，過渡到文字表述上來。這種時不時跳出來的說書人，變得多餘了，隻剩下“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些技術性用語。於是，曹雪芹要直接闡述他的這番尊重人性自由發展的思想，隻好借助於他的人物。而賈府任何一個人物講出這番話，都會聯想到人物自身的特定色彩而影響他的初衷。總不能由賈寶玉自己來講，選來選去，也就這位與賈府有關係不即不離的興隆街大爺比較合適了。
這和作者借助那位秦可卿托夢給王熙鳳，說什麼“盛筵必散”的正經得無可再正經的話一樣，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試想一個青春風流、嫋娜多姿的女人，還是寶玉夢中的那位性教育大師警幻仙子的妹妹，還是使寶玉最早嚐到人生禁果的啟蒙者，說出唯有榮國公或者寧國公才會想到的一篇冠冕堂皇的話語，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正如中國的古典戲劇不大遵守亞裏士多德的三一律一樣，完全是屬於東方人獨特的審美習慣。京劇舞台上，出來四個龍套，觀眾必須要把他們想象成一個營、一個團的兵力或者千軍萬馬才行。他們相互將手中的木頭刀槍，心不在焉地碰一下，口中作吆喝狀，就表示已經打過一場戰爭。這對外國人來講，是不可理喻的。所以，中國的古典小說，也不能按西方小說的程式來要求。看秦可卿托夢的高瞻遠矚，讀者不必想到“依著警幻所囑，未免作起兒女的事來”那些情愛場麵；同樣，賈雨村說的那些大仁大惡、正氣邪氣的議論，和他以後怎麼從石呆子那裏強把扇子奪到手的情節，是不必聯係的。
解放後的京劇舞台，漸漸接近現代表演程式，很少那些破壞觀眾完整欣賞的陋習了。我記得早年，戲正唱得好好的，上來兩位穿短打的，把桌椅抬下場去，或者上來一位跟包，給唱累了的名角一把茶壺，讓他她喝喝水，潤潤嗓子。中國觀眾就有這種修養，外來的幹擾，根本視而不見。所以，讀到古典小說中這種個別人物的背離真實的現象，是不必太在意的。
但曹雪芹終究是大師，隨便抹上幾筆，即是生動的細節，淡淡塗上兩句，鮮明的性格就躍然紙上。他所描蓽的這個封建社會中有文化的小人兼惡吏的形象和他的興衰史，也是直到今天那些混跡官場、總想撈一把並不擇手段者的寫照。
他筆下的賈雨村最初亮相，是一個在蘇州閭門外葫蘆廟裏淹蹇住了的窮儒，很不得意，但並不壞。甄士隱贈他錢上京趕考，他也不是感激涕零地接受。要他選一個好日子出發，取個吉利，可他當晚就走了，說什麼不在乎黃道黑道。那個叫嬌杏的丫環回頭看他一眼，他也狂喜不禁，還能對著月亮寫上兩首詩。這說明他理智感情都很正常，是個文化人，有點方巾氣，但無食人之心。
惡，是他做官以後的事情，慢慢地就不是他自己了，權力是最能使人異化的。我們看到好多人一闊臉就變，甚至不過芝麻綠豆大的官，馬上就不是他了。所以，賈雨村的官做得越大，也變得越惡，就不以為奇了。西哲雲，久握權力，必致腐化，是一點也不錯的。
一個能夠湧上詩情的人，良知大概尚未泯滅。他的“玉在匣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這番感歎，也是懷才不遇的知識分子，總在期盼售出自己的寫照，並不算怎麼過分的。
在封建社會裏，學而優則仕，金榜題名，熬出了頭，混上一官半職，算是不枉十年寒窗之苦。但知識分子，並不全都適宜做官，而做官者之中，學問這東西，處理不妥，有時會成負擔，過於專注，必然缺乏在官場隨機應變的能力。所以，賈雨村後來再不做詩，這是他的精明。賈政當了糧道，隻知一味捧著書本看，也就隻能受製於一個手下的門吏李十兒，最後連烏紗帽也丟了。因此，作家要當，官也要當的人，像一把雙刃劍，很難兩全。有的文人，官做得不敢恭維，文章也從此腸梗阻，想放，個屁，也擠不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