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偶步北京的街頭巷尾，特別是市民階層密集的小胡同、大雜院，可以見識到地道老北京的口角爭吵。小市民罵起人來，所運用的語言，倒有采百家之長的雅量，不像一些作家死抱著一棵樹上吊，別人不隨著他去死，便鄙夷之、斥罵之，就他忠誠於文學，作孤高清峻的理想主義狀，而骨子裏卻也難免小市民的本質。北京小胡同裏的罵，既有全國通用的，如“他媽的”、“我X”以及更等而下之、汙穢不堪的髒話；也有很富有北京特色，而非外鄉人所能明白的獨特語彙，例如，“打你丫的！”、“看你丫挺的敢？”
這個“丫的”或者“丫挺的”，拐著彎的罵，要細品起來，比其它的罵更損一點。不過，這和“丫頭”或是“丫環”有關的罵，隻在北京城方圓不過數十裏範圍裏流行，一出這個圈兒，人們就不能明白底裏，罵得也就沒勁了。它不像北京人創造的“大款”、“小蜜”、“泡妞”這些小痞子語言，風靡一時，通行全國。
如果人們根據這些語言現象，以為北京人都那麼痞裏痞氣的半吊子狀，沒個正經或正形，那可是天大的誤解。我曾經在報紙上讀到過一篇感歎係之的文章，認為千年古都，正宗普通話的本源地，竟被這種痞子語言，或者還有很多近乎黑道切口、行幫喑話式的語言肆虐蹂躪，純係京都文化墮落的表現。其實，所謂京都文化，從來和稱之為“京味”的，也就是小市民文化，不完全是一回事。
現在標之為“京味小說”的小說，無論前輩、同輩還是後來者的那些作品，恕我不客氣地說，應該標明“北京小市民層的京味小說”，才是準確的。有人拿《紅樓夢》來和時下被看作京味小說的作品一以貫之，那可是把京都文化和京都小市民文化混為一談了。現在把那些描寫北京小市民過去和現在生存狀態的作品，籠統稱之為“京味小說”，很容易令人產生誤解和惶惑。好像隻有耍貧嘴、丫挺的、小胡同、大雜院、三輪車、打鹵麵、前門樓子、天橋八大怪，才是正宗的京都文化。其實，用不著細細考究，便知道古都的文化積累，過去和現在，遠遠不僅僅是這些一鍋鹵煮火燒式的羊雜碎所能代表的。評論家這類偏頗的看法，是很誤導讀者的。
所以，隻要一張嘴“丫”，便可知他大概是市民層麵的人了。在北京，至少也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人，並不使用這個字眼來罵人的。“丫的”，是“丫挺的”省略稱呼，我請教過有學問的老北京，他們搖頭晃腦地對我解釋：何謂“丫”？“丫”者，乃“丫頭”也，“丫挺”者，乃“丫頭所生者”也。
一般講，罵人為“雜種”者，為“王八蛋”者，雖然是人格汙辱，但重點突出其“雜”，其“王八”的品種不純上，並沒有明確的封建等級的蔑視。一罵“丫的”，就顯出小市民的損毒來了。因為在舊社會，丫頭生的，比小老婆生的，還要被人所不齒。因為小老婆，至少還有個小老婆的名份；小老婆生的孩子，叫“庶出”，雖比“正出”差點，但還有立腳的一席之地。《紅樓夢》裏的探春，就是趙姨媽生的。三小姐還曾經參與大觀園的行政領導工作呢。但丫環生的，連“庶出”兩個字也撈不著，把人罵到這種不堪地步，也算是很不留情了。
丫環的地位低下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因為丫環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種特殊的女奴，實際是被默許的男主子的性宣泄對象和未被正式承認的侍妾，襲人和賈寶玉的性關係就是一例。如果丫環服侍的是女性主子，臂如小姐，那麼就是被默許的小姐所嫁丈夫的侍妾，薛蟠對於夏金桂的丫環寶蟾，便是例證。
讀《紅樓夢》，便約略地可以分析出，當時的京都，實際是由使用丫環的貴族階層和提供丫環的市民階層組成的。因此，竊以為“丫的”或“丫挺的”這種罵人法，是北京城的小市民們，已經很久遠的，但卻是曆史上的“丫環心態”的餘音。正因為他們這個階層出丫頭，深知丫頭的屈辱是怎麼一回事，所以，罵起人來，自然朝自認為的最痛處開火了。
我始終在想，《紅樓夢》翻成外文，那些外國讀者若是按他們所熟知的女傭、女仆、使女、女侍，或者狄更斯筆下的養女，來看襲人、晴雯這一幹女孩子，恐怕會有點胡塗和懵懂的。他們會很不理解“賈寶玉初試雲雨情”回目裏，襲人那種義務式的性服務，是由於“自知賈母曾將她給了寶玉，也無可推托的，扭捏了半日，無奈何，隻得和寶玉溫存了一番”，怎麼能將服務範圍擴大到如此程度呢？因為他們不可能憤得在中國、在人身依附的封建社會裏，人是不可能把握自己、按自己的想法生存的。
這就是在封建社會裏，那一群被叫作“丫環”的女孩子們，看起來也蠻快樂，其實很悲哀；似乎很幸運，實際挺淒慘的奴隸命運，她們把勞動力，把青春，把未來，甚至把整個身體，都出賣給主子。當侍妾，然後成為趙姨媽、周姨媽式的姨太太，便是她們最佳下場了。像襲人最後嫁給蔣玉函，算是很走運的，大多數是隨便發配給小子拉倒。司棋、彩霞都想逃脫這樣的命運安排，但誰也逃脫不了。丫環的奴隸式無人身自由的依附和資本主義女仆的勞動力與金錢互換的雇傭關係，是根本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