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與親身承受家族劫難的曹雪芹到底不同，終究那是他出生以前的曆史了。他的一生乃是貴族的一生，曹雪芹則不能比擬地曆經盛衰，由“衣錦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跌落到“饜食時有不繼”的貧困境地。所以，在《戰爭與和平》中，雖然也有貴族沒落頹敗的筆墨，但很少《紅樓夢》裏“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的強烈反差的失落感。這大概也是《紅樓夢》更為讀者牽心揪肝的原因。
這類大師們相似中又有不相似之處，還表現在對待最高統治者的心理差異上。既然描寫貴族社會，就不能回避塔尖上至高的皇帝。在《戰爭與和平》中，多次出現沙皇亞曆山大。雖然寫了尼古拉·勞斯托夫對皇帝的崇拜，但也頗為不恭地嘲弄他“跟我們的舊敵人波納巴聯合起來，打我們的舊盟友奧國皇帝”。甚至還用了侍衛們的對話身材很好，而且正當她的妙齡。這樣一個含沙射影的細節，使讀者不禁莞爾。
曹雪芹就顯得誠惶誠恐了，總是一副“臣罪當誅兮”的不敢觸犯當今聖上的戰戰兢兢的樣子，這倒未必是沙皇亞曆山大比雍正（他抄了曹□的家）乾隆（他大概使曹雪芹掃地出門，從此一蹶不振）仁慈，而是與“忽喇喇似大廈頃”的覆滅陰影籠罩他全身心有關，他給“整”怕了。曹雪芹終究是中國文人，他不能象托爾斯泰那樣不買沙皇的賬，而是一麵口口聲聲感激皇恩浩蕩，一麵再三表明決不妄議朝政。這還不夠，還要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來經營這部巨著。所以，謎一樣的神秘色彩，在《戰爭與和平》中是不多見的。同樣，托爾斯泰筆下那種正麵的全景式的俄羅斯民族命運的汪洋恣肆的文字，曹雪芹也不觸及，因為他著《紅樓夢》誌不在此，自然付之闕如。可是，他是大師，他不寫戰爭，但中國封建社會不可逆轉的頹敗之勢，雖無金鼓殺伐之音，但在書中，同樣具有驚心動魄的效果。
大師們有相似之處，但由於相似中的不似，構成自己藝術的色彩。誰也不能替代誰，自然，誰也不能逾越誰。
有時候，會不勝詫異，好像大師們商量好的，這兩部不朽長篇小說所出現的人物總數，也是很接近的。
這當然是巧合，凡是卷帙浩繁的史詩作品，必有反映時代精神風貌、社會生活、勞動創造以及重要曆史事件等大場麵。因為有大場麵，才會有眾多人物。否則難以構成紛紜複雜的糾葛矛盾、衝突。
《戰爭與和平》由於寫到了一八〇五年和一八一二年兩次俄法戰爭，兩軍對壘，勝攻敗退，忽而握手言和，忽而戰火重燃，寫得氣勢磅礴，力透紙背。《紅樓夢》裏除了查抄寧國府來了一隊錦衣府的凶神惡煞外，平時連個瞥察也沒見，雖然王子騰也可算管備司令之類，但他也未在書中出麵，更無什麼細節描寫。所以曹雪芹在這方麵處於相對弱勢，但大作品必有大場麵，沒有大場麵也難稱之為史詩。我們敬重這些大師，正因為他們在大場麵中表現了非凡的藝術功力。《紅樓夢》和《戰爭與和平》成為經典著作，正是這大場麵為我們展開了光彩灼目的曆史畫卷。
《紅樓夢》和《戰爭與和平》一樣，一開卷先聲奪人地寫大場麵，這又是極其相近的筆墨，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龍禁尉王熙鳳協理寧國府》，第十七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榮國府歸省慶元宵》，就是全景的電影場麵。托爾斯泰開宗明義第一卷第一章就寫了安娜·舍雷爾的晚會，隨後是勞斯托夫家的命名日慶祝活動，宴會、舞會，接著，便是別竺豪夫伯爵之死。真是讓人難以置信，兩位大師竟同樣通過一個人物的死去，使整個小說故事的進展起了轉折性的變化。要說巧合還毋寧認為是腐朽的貴族社會的必然現象。這兩個人物——秦可卿和別竺豪夫——雖然一為妖豔少婦，一為垂暮的老人，但都極其重要而且受到尊敬、可多少又有些不佳的聲名、但人們仍舊不得不執禮甚恭的角色。
這種巧合也太奇妙了。
秦可啷的公公賈珍，“哭得淚人兒一般”，多少寫得暖昧。
而彼爾是別竺豪夫的私生子，則毫無遮攔地全盤托出。兩位大師不約而同地寫了死亡，但著眼點不同。雖然都無意去曆數死者的行狀而把筆觸指向圍繞死人的活人。但托爾斯泰意在遺產的爭奪、彼爾命運的轉變、伐西裏王爵和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對財產的染指之心，而曹雪芹則通過秦可卿之死，王熙鳳辦理喪事，直到弄權鐵檻寺，把榮寧二府上下左右的利害複雜關係全麵呈現在讀者眼前。在秦可卿之死和元妃省親這兩個大場麵的描寫中，我們讀到了與托爾斯泰寫戰爭相匹敵的征服人心的藝術力量。
如果說托爾斯泰在大場麵描寫中，著重於氣氛渲染；那末曹雪芹這位深諳中國園林精義的大師，“胸中大有丘壑”，倒很有點電影蒙太奇手法，近推遠拉，特寫全景，巨細悉備，繁簡適宜。他借惜春學畫中寶釵之口，已將他表現大場麵的藝術觀說得再清楚不過。
但大師們筆法多變，不拘一格。讓我們再來比較一下元妃省親和勞斯托夫家的命名日、宴會、舞會。曹雪芹從六宮都太監特來降旨到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龍顏大悅，在營造皇妃省親這天大的盛事，其隆重、嚴肅、緊迫、惶恐、無不戰戰兢兢的氣氛上，達到極致的程度。反過來，托爾斯泰在命名日寫到娜塔莎、包力斯、桑尼亞以及尼古拉在養花房的情景，多少也可算作紅樓筆法的。
其實相似之處，例如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為她兒子包力斯調入近衛軍低聲下氣去求伐西裏王爵，她向勞斯托夫伯爵夫人借馬車、訴苦以及需要五百盧布為兒子整裝向伯爵夫人張嘴，很使人聯想起《紅樓夢》裏《金寡婦貪利權受辱》。同樣，在《嗔頑童茗煙鬧書房》中那場鬥毆，我們也不會忘掉在《戰爭與和平》中，那幾個紈褲子弟怎樣把警察和熊捆綁在一起，扔在茅伊加運河裏的惡作劇。
自然，細心的讀者還會找到許多可以進行類比的情節。對於大師們這種驚人的心的靈犀相通之處，隻能套用一句俗話，來結束這篇進行比較研究的文字，那就是人們常常在口頭上說到的：
“英雄所見略同。”
這兩位大師，這兩部傑作，不正好說明果然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