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沒有想到，他死了以後不久四十二年，東台縣民舉人徐述夔《一柱樓集》有悖逆語，上覽集前有德潛所為傳，稱其品行文章，皆可為法，上不懌，下大學士九卿議，奪德潛贈官，罷祠削諡，仆其墓碑。（《清史稿》）死了，惱了皇上，也不饒的。如果沈德潛編選這部集子，把乾隆的詩選上大半本，而且放在開卷部分，也許這份檢舉揭發材料裏，有他的名字，也會從寬發落，不會把老先生的墓碑也給鏟平了。所以，禦用文人活著時，要察顏觀色，小心侍候，死後，還得戰戰兢兢，惶恐九泉，因為不知什麼時候，龍顏大怒，就要鞭屍戮骨的。
總的來講，禦用文人在封建社會裏，盡管吃香喝辣，但充其量隻是起個陪襯點綴、歌舞升平的作用，賞一個官當當，領一份幹餉，放一任學差，到外省去撈一票，就算皇恩浩蕩了。也就如此，前麵提到的宋濂、沈德潛，明清兩代最頂呱呱的禦用文人了，又如何呢？太史公司馬遷早看透了，文化人，皇帝的玩物，飯桌上一碟開胃小菜而已，想吃，挾一筷子，不想吃，推到一邊去，不高興，扔進泔水桶當垃圾處理，不怎麼當回事的。他在《報任安書》裏這樣評述自己：“仆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閑，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盡管中國的皇帝，喜歡搞一種文學獄的遊戲，動不動把作家的腦袋砍下來，對作家應該是頗不感興趣才對。但也許我們中國終究是文化古國的緣故，皇帝自己舞文弄墨想做作家，或擠進作家隊伍者，倒也不在少數，這真是一種奇特的文化現象。一方麵整作家，殺作家，收拾作家不遺餘力，一方麵在皇冠外，再弄一頂作家的桂冠，戴在自己頭上。這就是中國皇帝的真命天子觀，倘不文武齊備，怎麼能一統宇內？因此極少有以文盲自詡的統治者，當然也不是沒有。前麵提到的漢高祖，一開始很以“馬上公”為傲的，後來叔孫通給他演習禮儀，他也體會到皇帝的威嚴，從此尊儒。隨後，這位亭長衣錦還鄉，不也寫開詩了嗎！一當上皇帝，好像才氣也跟著蓬勃，藝術細胞也來得豐富了。他的詩《大風歌》也許會被禦用評論家喝彩，把他劃入豪放派詩人一族中去。如果當時成立漢朝作家協會的話，那麼第一號會員證，非他莫屬了。
曹操也是一個殺過作家的統治者，孔融是他下令殺掉的，楊修死在他的刀下，崔琰也未能逃脫一份死罪，連受刑時不屈服的神態，曹操都恨之入骨。那位新銳作家彌衡雖不是他殺的，但也因為得罪了他而送給別人去砍了頭。但他自己卻是曆代皇帝中最稱得上是作家的作家，他的才情遠遠要高於他所殺掉的幾位，那些人的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人生幾何，對酒當歌”、“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來得家喻戶曉。他終究還是有些詩人氣質，譬如花錢把女詩人蔡文姬從匈奴單於手裏贖回來；譬如詩人王粲勸劉琮降操有功，褒賞有加；譬如詩人陳琳為袁紹討操寫過批判文章，他捉住了也未殺頭，還給了一個書記官當。所以，他這些對待作家的嚴厲或寬容的舉止，隻是個人行為。而明清兩代以文化人為殘害目標的文字獄，則純屬徹頭徹尾的暴政了。
所以，親眼看到沈德潛老先生下場的曹雪芹，在文字中那副謹慎小心的精神狀態，便可知文禍之酷之怖了。
這些最愛搞文字獄的皇帝，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極無文化，如小和尚兼無賴出身的朱元璋；一種是極有文化的，如一生寫詩，總量超過《全唐詩》總和的乾隆。這好像也是個規律，若是個無文化的皇帝，對於文化和文化人，存有一種先天的排斥拒絕心理；若曾是個不第秀才出身的皇帝，必然對文化和文化人懷有瘋狂作祟的報複情結；若是個有文化的皇帝，也會產生一種對於文化和文化人的曆史疑慮。這就是曹操的兒子曹丕，中國第一位皇帝文學理論家，給後來做皇帝的人提了個醒。
他在《典論》裏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身名自傳於後。”他這麼一說，一個做皇帝的，還不知道該怎麼樣對待作家嘛？因此，在中國封建社會裏，作家的命運如何，禦用也罷，非禦用也罷，大致是可想而知的了。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似乎也是能夠理解的了。
對曹雪芹來講，這位吃夠了皇帝苦頭的大師，更唯有躲之不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