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間，有個叫孫桐生的文人，別出心裁，倡賈寶玉即明珠之子納蘭容若、賈雨村即高江村之說，大概是第一位索隱派。如果說，此前的評點諸家，如王希廉、姚燮、張新之、諸聯等，也算是紅學一派的話，還能就文論文，闡發己見，至少離書不致太遠。此風一開，小說本身隻是一個載體，琢磨的盡是文外之意，《紅樓夢》便成為拆字先生手下的俎上肉，可以隨意地大卸八塊了。接著，王夢阮、孫瓶庵、蔡元培、鄧狂言，將索隱推向極致。除了將明珠之門的文人幕客如薑宸英、嚴繩孫、陳維崧索隱成十二釵的納蘭性德家事說外，又有更邪乎的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到了蔡元培，更創康熙朝政治狀態說，《紅樓夢》成為一部反滿的民族主義作品。想像力的過分張揚，便定有違背最起碼情理的悖謬，而且還執迷不悟，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了。
紅學至此，不堪言狀，曹雪芹肯定是欲哭無淚，惟有搖頭不迭了。
這些人，除了蔡元培先生，有其自身的輝煌外，其他索隱諸公，還真是虧了他們的索隱，附驥於這棵大樹上，才使後人在談論紅學時，偶爾提到他們的尊姓大名，否則，早湮沒無聞了。
1927年，胡適之先生發現了脂評本八十回《石頭記》後，俞平伯先生又作《紅樓夢考證》一書，予以發揚，索隱之風寢息，自傳之說倡熾，曹雪芹個人仍是個不解之謎，幾乎沒有什麼發現，即使“發現”，_些什麼，也都形跡可疑。但與曹雪芹有關的曹氏家族的資料，卷帙浩繁，如同山積。於是，自傳說的求證認知，就成為紅學研究的主流，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六十年來，雖然有派別之爭，觀點之異，門戶之見，真偽之辨，但在賈寶玉即曹雪芹，紅學即曹學的這一立足點上，大家是認同的。沸沸揚揚，大半個世紀的紅學，就被自傳派牽著鼻子，離《紅樓夢》一書，走得更遠了。
當年批評索隱派，是持自傳說的紅學家們。但他們一定把《紅樓夢》裏故事、人物，與曹氏家族的成員、史實對榫起來，不厭其煩地鉤沉史料，不無牽強地排列組合，隻言片語地引證求解，棄本逐末的鑽牛角尖，其實，也是一種索隱。雖然，從生活體驗到文學創作的實踐過程來看，自傳說比早期的索隱派，要有一點進步。但自傳說紅學家，將作家的創作簡單化理解為一位鄉村照相師的工作，實在是給我們敬重的曹雪芹大師抹黑的。
如果他隻是一個生活的記錄員的話，還有什麼偉大可言？那麼偉大的，應該是江寧織造那一家，他家恰巧發生了這些變故，而且又恰巧有那麼許多漂亮的女孩子，又恰巧有那麼多的悲歡離合，又恰巧被一個叫雪芹的曹氏子弟親身經曆，並且記在腦海裏……這種將生活和文學的關係，看成是機械反映的，不變的，照搬的，隻要按一下開關，如同寶麗來即拍即顯的關係，如此將文學創作簡單化的說法，甚至比老索隱派還不如，至少，老索隱派還承認曹雪芹有編“隱”的才華，這才使他們有索隱的可能。
六十年間，中國乃至世界，到底有多少人在從事紅學研究，恐怕是無法統計出來的。在西山腳下，賒酒啜粥的曹雪芹，想不到他自己混到填不飽肚子的地步，但卻能給後世人提供這麼多飯碗，這麼多掙稿費的機會，包括正在寫的這篇《法老的詛咒》文章的我，也在吃曹雪芹，不知這位大師在九泉下作何感想？
脂評本八十回《石頭記》的發現，這個發現過程，至今諱莫如深。但這個發現給紅學研究注入了活力，脂硯齋、畸笏叟、梅溪、棠村、立鬆軒、鬆齋等人的批語，像圖坦卡蒙王陵墓穴之門，出現了一絲縫隙那樣，似乎看到了《紅樓夢》這座寶庫大門，馬上就要打開了。
新紅學家在掃清索隱派的望風撲影、牽強附會的政治化解析，把《紅樓夢》與納蘭性德、清世祖、康熙帝劃清界限，歧途知返，對讀者是起到了好的作用。但他們對已經在市場上流通，並已被廣大讀者認可的一百二十回程偉元、高鶚版本，去偽存真，力圖恢複本來麵貌的努力，卻是做得過頭了一些。
老實說，要不是脂硯齋本的發現，高鶚是不會露馬腳的，清末民初的紅學家，誰不是被他結結實實地蒙在鼓裏。而且，嗣後又不知有多少狗尾續貂者，無不敗下陣來，沒有一個人能夠超越這位蘭墅先生。他續編的四十回，已和前八十回原作聯成整體，密不可分，為世所公認，誰也無法拆開。
如果說，高鶚是曹雪芹先生的最佳“拍檔”，也許比較準確。自古迄今，除他以外，誰能具有他的這份才情和勇氣，續出這說不上天衣無縫，但也足以遮人耳目的後四十回呢？這也是使脂硯齋本發現前的所有紅學家，都受到了愚弄，一悟之後，才對後四十回這個騙局憤憤然吧？
因為他和程偉元合作，把曹雪芹大概未寫完，或寫到差不多，但後半部尚散失著的《紅樓夢》，按他自己的想法，或許按曹雪芹的原意，有增有刪，或改或動，弄出來一部半真半假的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可把讀者，尤其那些紅學家，足足蒙騙了一個多世紀。直到胡適發現了脂硯齋評八十回本《石頭記》，行裏人才明白上了高鶚一個大當，因為居然沒有人能夠早早識破他續編的把戲。
於是，那些懷有潔癖的紅學家，一定要把高鶚的續書部分，從《紅樓夢》中剔抉出來，一分為二。然而，努力了半天，老百姓，也就是絕大多數的讀者，硬是合二而一，把這兩部分視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