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導論對一門學科而言就是這個“大者”，這是之所以要先講一個導論的原因。導論裏打算講幾個問題，第一個是講它的學科史，第二個講學科史中的有關問題，第三個講這門學科的基本內容，第四個開一個大概的參考書目。
一、學科史
先講第一個問題——學科史。學一門課程首先要搞清楚，這門學科是從哪裏開始的，然而麵對我們所講的這門課程，我們要追尋其學科史的話，則又不能不涉及這門學科的史前史。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這門學科並不是古已有之，古代不存在一個叫“文學理論”或者“古代文論”的學科，在古代雖然沒有古代文論這個學科，但是它有一個古代人自己稱的名字，那就叫詩文評。詩文評在古代的地位怎麼樣呢？它的地位與它在傳統中的位置密切相關，而要講位置就不得不涉及傳統中的分類的學問了。古時候的分類和現在不一樣，現在的分類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學科方式來分，在中國古代，分類是按照經、史、子、集四部這樣來進行分類。詩文評在集部，集部那麼大的範圍，它又在集部中的哪個位置呢？它在集部中的總集裏麵。但是，在總集中哪個地方？大家知道集部裏麵分別集和總集，那麼詩文評這類著作在總集裏麵又處於什麼樣的位置與地位呢？很令現在學者失望的是，它的位置不在總集的顯著位置，而是在總集的末尾，《文心雕龍》和《詩品》現在被學者們看作很了不起的著作，但是在傳統中它們的位置卻很尷尬。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說：“詩文評的係統著作，我們有《詩品》和《文心雕龍》，都作於梁代。可是一向隻附在‘總集’類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類來容納這些書。這‘文史’類後來演變為‘詩文評’類。”這是詩文評在古代的地位的客觀情況。從這個位置我們可以看出它在四部之中確實地位很低。講學科史，我們不能回避這個學科的前身在傳統中的地位，雖然搞這個學科的人主觀上都希望它在古代的地位很高，但是我們又不得不麵對它在古代實際地位不高這個曆史事實，雖然我現在在教這門學科，大家也在學這門學科，但還是不能“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拔高它在古代的地位，要客觀地講這門學科在傳統中的地位。它的地位一點都不高，這就是曆史的事實。大家都學過文學史，對於古代部分，都知道創作是主流，評論是支流，評論沒有創作重要，創作更被士人們所看重，創作之餘，如果還有閑暇時間，再評點一下前人和同時代的人的文章。這也是詩文評為什麼在古代處於總集的末尾的原因。
下麵就講現代情況。在古代它的地位不高，但是一到現代地位突然變高了。那麼現代為什麼就變高了？變高的原因是什麼？這就涉及很多問題了，不僅是文學史、文學批評史了，而是更廣泛地涉及文化史、政治史、學術史了，包括我們耳熟能詳的西學東進的大背景。西學大量湧進中國來了，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這使得現代人不再按照傳統的四部方法來界定傳統，而是按照西方的學科編製來整理傳統並建構現代中國的學科體製。這個整理傳統並建構現代中國的學科體製的潮流在中國叫做什麼呢？就叫做整理國故。當然，這個整理國故的運動主要是在20世紀20年代，但是1919年之前，這個運動實際上已潛滋暗長，很多人的觀念已經是全麵西向了，就是用西方的觀念或用西方的架構來整理中國傳統。這樣一來，就形成很多現代的學科。大家知道原來中國哪有哲學這個學科，傳統中隻有經學，從無哲學這一概念，也無西方意義上的哲學概念。胡適當時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哲學的觀念範式就出來了，它具有典範性的作用。站在現代寫中國的學科史而不用中國傳統的觀念，當然首先要解構傳統的東西，自然而然就不按傳統的經、史、子、集來寫了。哲學的寫了，其他的也要寫。當然在哲學之前，比中國哲學史寫得早的還有中國文學史。從20年代開始，不僅寫一般文學史，還要寫文學史中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用西方的方式整理傳統的詩文評的這門現代學科就叫中國文學批評史，所以這門學科最早的名字不叫中國古代文論，叫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學科即使在現代的學科體製下麵，理論上也應該屬於中國文學史這個學科下麵的分支學科。說到這個就有點尷尬了，按常理，這門課應該在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但是很多大學的中文係裏麵這門課卻不在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而在文藝學教研室裏麵。現代以來，不僅僅弄了一個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科出來，也給弄了個文藝學的學科出來，文藝學一般也稱作文藝理論，這就給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科歸屬製造了一點麻煩，現代很多人又叫這門學科為“中國古代文論”，按這個名字當然是需要歸入文藝學了。文藝學是關於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的總理論，中國古代文論不作它的“下屬”不行。但是，如果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名字，它當然就應該歸屬於中國古代文學了。所以，現在大學中文係裏麵，這門課所在的教研室在各大學是不一樣的。據我所知，大部分是放在文藝學教研室裏麵的，少部分是放在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的。再說，把這門課放在文獻學教研室也行，這門學科的研究方法不止一個，有一個方法就是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四川大學中文係已故的楊明照先生一輩子搞《文心雕龍》研究，但楊先生搞《文心雕龍》一輩子做的事情基本上是文獻學範圍的事情。如果要把楊明照先生放在哪個教研室的話，放在中國古典文獻學教研室當然最合適，放其他教研室都勉強。
這個學科最早的名字是中國文學批評史，那麼是誰最先使用這個名字？下麵我們從具體的人來檢討這門學科的現代史。
給這個學科定現代“學名”的第一人叫陳鍾凡，陳鍾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出版於1927年2月，中華書局出版，這就成了這個學科的現代起點，起因當然就是他寫了中國第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這本書非常薄，隻有七萬多字。民國版排印時每頁字都很大，所以排下來正文就有178頁，用現在的版式排下來的話恐怕就隻有幾十頁吧。這本書把文學批評總共分為“八期”。“周秦批評史”一期，“兩漢批評史”一期，“魏晉批評史”一期，然後下麵就是“宋齊梁陳批評史”一期，我們一般稱這個時段為南朝，但是陳先生沒有這樣稱呼，他自己寫的就是“宋齊梁陳批評史”。再下來，他又寫了一個“北朝批評史”，“北朝”是和“宋齊梁陳”這個時間段大體重合的，所以他說的八期，就是把北朝和宋齊梁陳並列在一起算一期。再下來是“隋唐批評史”、“兩宋批評史”、“元明批評史”，最後是“清代批評史”。要注意的是，陳先生的書名是《中國文學批評史》，而目錄裏麵“批評”二字全部都變成了“批平”，具體到正文裏麵的各章節目錄，也是一會兒用“批評”，一會兒又用“批平”，古代“評”與“平”通用，但是在一本書裏麵如此不統一應該算是不正常的。這八期裏麵，隋唐以後基本上非常簡略，一筆帶過的情況常見，甚至你認為很重要的人，他隻寫一二百字就解決了。這是陳鍾凡先生1927年寫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概貌。同時還有個問題，也是我們觀察學科史起點的更重要的問題，就是陳先生是用什麼觀念來寫這個書的，這是我們必須要搞清楚的。關於這一點，該書的第一章“文學之義界”做了交代，下麵我們就看陳先生究竟是用什麼觀念來寫這本書的。陳先生用什麼觀念來寫這本書，我們不能靠猜測去下斷語，我們必須在他寫的這本書裏麵找證據。既然是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那麼“文學”這個觀念就特別重要了，這是它的出發點與邏輯的支點。陳先生首先梳理了“曆代文學之義界”，這部分全是中國自身的，他從孔子開始一直梳理下來。大家都學過中國文學史，中國本就沒有標準的西方的“文學”這個觀念，所以我們不可能期待陳先生在梳理中國自身的觀念史時推出一個西方式的文學觀念來。在梳理中國部分後，陳先生書中接下來就是“近世文學之義界”。所謂“近世文學之義界”，全部就是西方的了，引了西方幾個人的觀念。一個是法國的批評家佛尼的：“凡人彙合其一身而表見於他人之文章，皆謂之文學。”第二個引的是英國的批評家埃諾特的觀念：“文學乃一廣博之名，其意可指一切繕寫或印刷之書籍。”第三個引用的是美國人亨德的《文學原理及問題》裏麵的說法。亨德是這麼定義文學的：“文學者，藉想象、感情及趣味以表現思想之文字也。”陳先生以為亨德是在檢討諸說後對“文學”下的“精確之定義”，在引用了這麼多觀念之後，陳先生當然必須表態，他寫這本書打算用什麼觀念。我們最後也確實看見了他的表態。他說“姑妄定文學之義界”，曰：“文學者，抒寫人類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辭藻，聲律，使讀者感其興趣洋溢之作品也。”這就是他的定義。把他的定義和美國人亨德的定義對照一下，可以推測出，他寫這本書所用的觀念基本上就是美國人亨德的《文學原理及問題》裏麵的說法，沒用中國固有的“文”的觀念，用的是西方文學觀念。這一點我們必須明確，因為這是學科史的起點。這個起點決定未來，正因為是這個起點，所以一直決定到現在。隻有把觀念以及基本情況講清楚了，才能了解這門學科的現代起點的基本情況。
第二個是朱東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朱東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出版於1943年，但是講義卻寫於1932年，也就是比陳鍾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晚了五年，但卻比郭紹虞先生、羅根澤先生的書早了兩年。我們必須從他的講義的時間算起，不能說1943年出版就從1943年算起而把該書推到郭紹虞先生、羅根澤先生後麵去介紹，這是不尊重曆史的做法。朱先生說：“1931年，我在國立武漢大學授中國文學批評史，次年夏間，寫成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初稿，1932年秋間，重加訂補，1933年完成第二稿，1936年再寫再行刪正，經過一年的時間，完成第三稿。”這是朱先生在該書《自序》裏交代的情況。雖然1936年已經完成了第三稿，本來也打算1937年出版。可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了，爆發了中日戰爭，此書隻印了一半就擱置了，其間由於戰亂又丟掉了第三稿的下半部，這一拖就拖到1943年才把第三稿上半部與第二稿下半部合並在一起而最終麵世。這本書和陳中凡先生的書比較，篇幅大增，接近26萬字。朱先生雖然沒有明言自己所持之文學觀念，但細讀此書，你會發現其基本觀念其實和此前陳鍾凡先生的差不多，時代氛圍使然而已。從體例上看，此書編排也頗不同於陳鍾凡先生的書，第一個是無分期，隻見不同批評家的名字連貫而下，以人為綱集結問題而講疏，不以問題為綱而撰寫；第二個是“遠略近詳”，這是朱先生有意與“好古”的風氣作對的結果；第三個特點是批評意識很強，以至於有人說他的書是“文學批評之批評”，但朱先生以為“文學批評史的本質，不免帶著一些批評的氣息”，也就是說，古人在批評文章，他也要對古人的批評進行批評，這確實使“史”的寫作有了更多個人的個性與風格，這種寫法當然利弊兼有，學界至今也存在爭論。
第三個就是大家公認的這門學科真正的學科創始人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該書1934年出版了上冊，十多年後的1947年才出版下冊。幸好它有下冊出版，現代學術界流傳一個笑話，諷刺有人寫書隻能寫個上冊，上冊出版了，別人都以為下冊不久也會出來了，哪知道等了若幹年還是不見下冊出來，作者都去世了還是沒有下冊出來。這諷刺的是胡適先生。胡適先生寫《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都是隻有上冊而不見下冊出來，黃侃先生對此就有調侃。他在中央大學講課時說：“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他還補充說：“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對胡適先生的諷刺挖苦不可謂不辛辣。黃侃先生這話流傳甚廣，但出處還需要考證。而梁漱溟先生《略談胡適之》中認為胡適寫《中國哲學史大綱》隻有上卷，下卷寫不出來是因為胡適“對佛學找不見門徑，對佛教的禪宗就更無法動筆，隻得作一些考證；他想從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識字，在寺裏砍柴，舂米，是個賣力氣的人，禪宗不立語言文字，胡先生對此就無辦法”。這種猜測可能有幾分道理，寫到後麵不能繼續寫出下冊的原因很多，但確實與下冊涉及的內容很多人沒有搞明白或者不懂有關。下冊的部分涉及大量佛教的內容，很多人對佛教的東西又確實沒有辦法。過去很多人，包括已故的大哲學家，不像現在的人，動不動就敢把什麼東西都拉通了寫。胡適就不敢拉通，隻寫了個上冊，起碼內心是真實的，就是我隻能寫這個部分。但是，郭紹虞先生還是把下冊寫出來了，隻是他的下冊到1947年才出版而已。這部書體係龐大，內容眾多，可以說是嚴格意義上的通史，有70多萬字。從7萬字到26萬字，再到70多萬字，我們從形式上看見了中國文學批評史這個學科的“成長”。郭紹虞先生把中國文學批評分為三期八段。要注意，陳鍾凡先生分的是八期，而郭紹虞先生隻分三期，但是有八段。第一期叫文學觀念演進期，第二期叫文學觀念的複古期，第三期叫文學批評的完成期。八段是哪八段呢？第一期分三段，周秦一段，然後兩漢一段，魏晉南北朝一段。第二期就是所謂的複古期，分兩段，隋唐一段，北宋一段，不包含南宋。最後的第三期分為南宋一段，金元一段，再加上明清一段。從他這三期就能看出來，他這部書體係龐大，而且符合標準的西方結構觀念，文學觀念的演進是用哪個標準來看的？進化。他認為文學觀念要進化。在我看來，中國文學從先秦一直到清代基本上就是那個廣義的“文”的觀念，沒進化。他用的是西方的純粹的文學觀念，認為到魏晉南北朝就差不多接近西方那個純文學觀念了，這是他的看法。正因為該書體係龐大，在觀念上也非常明確地提倡純文學觀念，所以受西風熏染的現代學術界一般也就認為真正奠定這門學科的就是郭紹虞先生，但他在本學科的研究方麵缺憾也相當多。
第四個是羅根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羅根澤先生這本書的編寫過程比較曲折，也比較複雜。1934年的時候隻寫了周秦漢魏南北朝部分，由北京人文書店出版。到1943年，又加了後麵的隋唐和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就分四本書來出了：《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隋唐文學批評史》、《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此次改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到1957年，又把這四本書合起來，分兩本來出，由中華書局出版，叫《中國文學批評史》(一)、《中國文學批評史》(二)、1960年，羅根澤先生去世了。1961年，別人把他後來寫的兩宋部分的東西整理出來，就叫《中國文學批評史》(三)、羅根澤先生就隻寫到宋代，他的抱負應是要把中國文學批評史寫完，但可惜的是寫到宋代就去世了。羅先生在“文學界說”上把文學觀念分為“廣義的文學”、“狹義的文學”與“折中義的文學”，他自己取“折中義的文學”觀念。在我看來，相比較於采用“狹義的文學”的觀念者，這反而是一個進步，但羅先生采用“折中義的文學”觀念隻是一種妥協而已，既要“預流”現代學術，同時又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傳統的特色。另外一個特點是寫法上體例比較靈活，通史上采用編年體，斷代上采用紀事本末體與紀傳體羅根澤先生對於體例的選擇有他的說法：“我們不能拘於一種體例，我們要兼攬重長，創立一種‘綜合體’：先依編年體的方法，分全部中國文學批評史為若幹時期……再依紀事本末體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學批評，照事實的隨文體而異及隨文學上的各種問題而異，分為若幹章……然後再依紀傳體的方法，將各期中之隨人而異的偉大批評家的批評，各設專章敘述。”，這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寫法。
這是現代以來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學科的曆史發展情況。20世紀50年代至1966年前基本上原地踏步，沒有新東西出來。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再版了，重新出版就有些變味了，已經不是民國時候的那個風味了，而是用新的指導思想對舊作進行了較大的改寫，以適應新的氣候。再一個就是羅根澤先生的書原來是四本，現在合成兩本出版，內容基本上沒變化，也未采用新的指導思想改寫舊作羅根澤先生對於舊作的態度在1957年的《新版序》和1958年的《重印序》裏麵有說明：“既然編寫在解放以前、抗戰以前，限於自己——特別是那時的水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點。現在對自己能發現和同誌們曾經指出的錯誤，作了一些修改。但仍保存了原來的組織和麵貌，對一般的受那時觀點局限的地方，沒有改動。”。60年代以來，大家都沒辦法做學問，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