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麵介紹一下70年代末以來的情況。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開放，又刺激了學術界的研究熱情，再加上那個時候這個學科的奠基人郭紹虞先生還在世，有人領頭，於是這門學科有了比較大的發展。首先是劉大傑、王運熙等先生所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出版。該書的上冊實際上在1964年就出版了，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書修訂出版，同時出齊了中冊與下冊。這個三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雖然出版於70年代末、80年代初，但是很多材料的搜集與觀點的形成基本上在60年代前期。同時也有不少學者來做這方麵的研究而且出了專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敏澤先生寫了兩卷本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書的名字略微不同於既往，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加了“理論”兩個字。中國人民大學的蔡鍾翔、成複旺、黃保真先生寫了一個五卷本的書出來，書的名字也不同於以前的慣例與傳統，以前都叫中國文學批評史，他們把這個名字改了一下，叫《中國文學理論史》。20世紀80年代有意於較大改寫這門學科的寫法的應該是南開大學中文係的羅宗強先生。羅先生出了一本《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對學界影響很大。從題目就可以看出羅先生的旨趣所在，那就是用“文學思想史”的提法代替“文學批評史”的提法，我個人是同意而且同情了解羅先生的這個提法的。羅先生的主張與理念在該書的“引言”部分也作了闡述，基本理念就是“文學思想不僅僅反映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著作裏，它還大量反映在文學創作中”，堅持緊密結合文學創作的思路去麵對古人對文學的各種思考與看法。羅先生有誌於按照這一理念寫一部《中國文學思想史》的通史。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一學術願望得到了部分實現，羅先生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和他的博士張毅的《宋代文學思想史》先後出版了，但其他斷代的寫作似乎還尚待完成。同時，北京大學中文係張少康先生也寫出了上、下冊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複旦大學中文係王運熙等先生主持寫出了七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從大的趨勢看，似乎是越寫越厚，蔡鍾翔等先生們已經寫出五卷本了，這麼厚了，大家還覺得意猶未盡，又寫得更厚。這個七卷本每一卷大概都接近一千頁，七卷本加起來總體接近一萬頁，可謂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各個角落都作了搜羅殆盡的工作。從字數上看，這個學科從7萬字發展到複旦大學的七卷本，七卷本起碼也有420萬字。我們先從量上來看，確實是蔚為大觀了。
到這裏是不是我們就該結束學科史的介紹了呢？還不到結束介紹的時候。過去我來四川大學中文係讀碩士的時候，讀的不是文藝學，考碩士的時候目錄上麵就是“中國文學批評史”，我報考的專業就是中國文學批評史，方向是漢魏六朝文論。那個時候，這個學科是和中國古代文學、文藝學平起平坐的二級學科。1997年國家調整學科目錄，就把中國文學批評史這個學科調整得不是二級學科了，所以我進來時是以“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專業招進來的，畢業的時候卻變成文藝學專業出去了。那這是不是說明這個學科就進入末日了呢？那也不是，隻能說在學科目錄上是終止了它的曆史，而事實上卻又存在著。要注意，我講的這個學科名稱始終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就是說，直到1997年，官方的研究生培養目錄上這個學科的名字都叫中國文學批評史，反而是“中國古代文論”這個名字從來沒有上過官方的學科目錄。當然，最近又要修改學科目錄，學界開會時很多人都呼籲恢複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二級學科目錄，能否恢複尚不得而知。總之，我把這個學科從誕生到最終從學科目錄上消失，給大家交代清楚了，這個學科史也就應該是給大家交代清楚了。但學科史交代清楚並不等於就解決了核心的問題，而這些相關問題就是下麵我要講的內容。
二、學科史中的有關問題：文學觀念以及中國傳統社會的性質
前麵講了第一個問題學科史，下麵講第二個問題：學科史中的有關問題。這個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麵。第一個是觀念層次，就是在文學觀念上能不能夠用西方純文學觀念來整理傳統中國的東西。第二個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性質，我們既然是講過去的東西，必然涉及對傳統中國社會的認知問題，這是我們討論與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或者中國文論的背景。
對第一個方麵的問題，可能很多人並沒有思考過，認為用西方文學觀念去整理與研究中國文學與文學思想是不證自明的，理所當然的，但實際上不是這樣一回事。我個人認為，這個問題是這個學科最核心的問題。這個東西你搞錯了，這門學科的方向就錯了。一旦這個觀念搞對了，這個學科的路徑也就對了。那麼通觀我們剛才說的學科史，從1927年一直到現在，我個人認為這個學科在觀念上是有問題的。我給大家提供一些基本的根據讓大家參考。我們知道，黃侃先生對傳統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怎麼來看待這個問題呢？黃侃先生說過一句話：“治中國學問，當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論。”他是這麼看的，而我們這個學科從其發展可以看出基本上就是一部接收新理論的曆史，西方新出理論了，馬上就用來裝點中國古代的東西，基本上是這樣的曆史。這個特點在古代文論這個領域裏麵還表現得不是特別明顯，表現得特別明顯的是不搞古代文論而搞一般文論的領域，那簡直是接近百分之百的情況都是這樣的，專門接收西方新理論，卻又沒有新材料，也提不出新看法，基本上是這樣。這是黃侃先生的第一句話。黃侃先生說，如果你真要去治中國學問，那在什麼心態下才能治好呢？他又提出了第二個看法。他說：“治中國學問，應置身五口通商之前。”大家知道，五口通商是近代以來的事情，有廣州、廈門等。就是你要把你的觀念放在這之前，你才能真正去回望古代，了解古代，對古代有一個客觀的看法。否則你研究出來的東西隻能是一個假洋鬼子，現在學界盛行的就是假洋鬼子，你研究的那個東西是中國的而研究的結果反而不像是中國的，與其說你是在研究中國的東西，不如說你拿中國的材料證明了西方的一個分支理論而已。黃侃先生的論點見於他的《量守廬論學劄記》。我們很尊敬黃侃先生，他學問那麼好，也不敢50歲以前著書立說。黃侃先生對自己的要求是50歲以後才去寫自己的東西，哪知道天不假年，剛好50歲時去世。剛好要寫就去世了，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黃侃先生的書都是他去世後，他的弟子、親戚、朋友給他整理出來的。
還有一個曆史學者，叫傅斯年先生。他也在《與顧頡剛論古史書》中說過一段非常嚴厲的話來談這個問題，即到底用什麼東西來麵對與研究中國傳統時代的曆史、思想與文化？他是這麼看的：“我不讚成適之先生把記載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書呼作哲學史，中國本沒有所謂哲學，多謝上帝，給我們民族這麼一個健康的習慣。我們中國所有的哲學，盡多到蘇格拉底那樣子而止，就是柏拉圖也不尚全有，更不必論到近代學院中底專技哲學。……我們若呼子家為哲學家，大有誤會之可能。……大凡用新名詞稱舊事物，物質的東西是可以的，因為相同。人文上的事物是每每不可以的，因為多似同而異。”他堅決反對我剛才說的那種要用一個新觀念來整理中國傳統的東西。傳統是什麼觀念，就要用傳統自己的觀念整理，不能用新觀念，用新觀念一整理，就不是中國的東西。他在給胡適的信裏麵談到，他是很不讚同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那種寫法的，即用西方哲學觀念來整理中國古代的思想。在傅斯年看來，中國古代沒有你那個意義上的哲學觀念，你整理半天出來的結果可能根本不是中國的東西或者是破碎與割裂中國的東西而已。所以，他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故如把後一時期或別個民族的名詞及方式來解它，不是割裂便是添加。”這是針對一般哲學或文化史方麵的看法。
具體而言，文學思想界也有人出來尖銳批評中國文學史或者中國文學思想方麵的這種研究傾向。朱光潛先生明確說了，不能夠用西方的文學觀念來整理中國古代文學的東西。這在《朱光潛全集》第九卷裏可以看到證據，文章題目叫《文學院課程之檢討》。他說：“曆來草大學中國文學係課程者，或誤於‘文學’一詞，以為文學在西方各國，均有獨立地位，而西方所謂‘文學’，悉包含詩文戲劇小說諸類，吾國文學如欲獨立，必使其脫離經史子之研究而後可。此為誤解……吾國以後文學應否獨立為一事，吾國以往文學是否獨立又另為一事，二者不容相混。現所研究者為以往文學，而以往文學固未嚐獨立，以獨立科目視本未獨立之科目，是猶從全體割裂髒肺，徒得其形體而失其生命也。”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凡是這樣治出來的均為無根之學。他說：“經史子為吾國文化學術之源，文學之士均於此源頭吸取一瓢一勺發揮為詩文，今僅就詩文而言詩文，而忘其所本，此無根之學，鮮有不蹈於膚淺者。”這是朱光潛先生的看法。朱光潛說，此前我們中國文學從未獨立過，你就要用不獨立的東西來麵對它，你就不能從已經獨立的西方文學觀念來研究它，研究出來就不是中國自己的文學了。前麵講的黃侃和傅斯年，他們不是直接談傳統文學，而朱光潛先生是直接談中國傳統文學研究方麵的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的，不管對象是什麼東西，隻要它過去了就是曆史。那麼該怎麼研究曆史呢，是力求還原曆史真相去研究曆史，還是以現代人自言自語為曆史研究？很顯然，你必須盡力還原曆史原貌那才叫曆史。如果你要還原、尊重曆史，那麼你必須得有一個前提，得按過去曆史上既有的觀念來麵對它，研究它，這才符合我們所稱之為的曆史主義。
這個問題很大，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基本上就大有要動搖從1927年到現在這門學科前人的研究方法與立論根據之勢了。宋代嚴滄浪說“入門須正，立誌須高”，如果入門不正，立誌愈高，則錯得愈徹底，就是你路徑都走錯了，誌向越高，錯得越徹底，反而不如無誌向。在現代中國，不僅是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學科，包括中國文學史，凡是涉及古代的，大部分都有這個出發點上的問題。20世紀以來，拿得出來的、公認的成果都是不大涉及觀念層麵的東西，成果基本上都出在考證方麵、文獻學領域，涉及觀念領域的成果很少有得到公認的東西，其原因恐怕就在於在觀念層麵幾乎全盤轉向了西方。如果大家還拿以前所學的純文學觀念來學這門課，那麼就沒有多大意思了，你的入門路徑就出問題了，就不用談後麵了。
但是要注意，這也隻是大陸的情況，台灣並不是像我們這樣。我們現在叫中文係，這個中文係就是用西方文學觀念建立起來的。可以說，我們大陸的所有大學的中文係都是基於這個文學觀念建立起來的。但是，有不是按這種觀念建立起來的中文係，例如台灣大學中文係。在台灣大學中國文學係的網上主頁中的“特色”部分，可以看見這樣的介紹：“本係雖名為‘中國文學係’，而‘文學’一詞乃係廣義之文學，非僅指詩、詞、小說之純文學。故本係之教學目標乃在發揚中國文化，傳授經學、小學、諸子、文學、文獻學等專門知識，以培養學生對於中國語言、文學、學術思想、文獻資料深厚之認知與研究能力，並期勉學生以堅實之學術訓練與文化素養作為日後從事學術研究、語文教學、藝文創作及各項文化工作之基礎。”台灣大學中國文學係不僅如此主張，也是如此設計課程體係的，開的課“很中國”，台灣大學中文係跟大陸大學的中文係不一樣，大陸大學的中文係要學西方文學、西方文論、比較文學等，台灣大學中文係是沒有的，中文係的課都是很中國的，很難找到一門有明顯西方色彩的課。它的必修課程有國學導讀、文學概論、語言學概論、文字學、文選、詩選、中國文學史、聲韻學、詞曲選、中國思想史、訓詁學，群組必修課有現代詩選、現代散文選、現代小說選(三選一)；詞選及習作、小說選、戲曲選(三選一)；還有專書研究。專書研究開出的是十二門課：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四書、莊子、史記、荀子、楚辭、昭明文選、文心雕龍，學生必須從十二門中選六門來學，得到12學分。選修課分經學、史學、學術思想、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其他六個部分。經學部分：詩經、尚書、周易、禮記、左傳。史學部分：史記、漢書、目錄學、版本學。學術思想部分：墨子、老子、荀子、韓非子、淮南子、世說新語、傳習錄。古典文學部分：楚辭、陶謝詩、杜甫詩、李白詩、李商隱詩、宋詩選讀、蘇辛詞、秦觀詞、紅樓夢。現代文學部分：現代散文、現代小說、現代詩、報道文學與新聞寫作。其他部分：中國古代社會、俗文學概論、應用文、音樂作品欣賞、電子計算機概論。這就是台灣大學中文係的課表。如果說大陸的大學的中文係是用西方純文學觀念建立的，那麼台灣大學中文係就是用中國固有的雜文學觀念建立的。正因為是用中國自身的觀念建立的學術機製，所以所開課程基本上是按照經史子集開出來的，涉及西方的課幾乎沒有。如果要學西方文學、西方文論的課，恐怕隻有到外國文學係去學了。學生可以去選，但有個前提，英文足以達到讀西方原著的水平。凡是麵對的不是第一手材料，就隻能叫做業餘愛好，談不上研究。要說研究，研究德國的就必須去讀德文的材料，研究莎士比亞的就去讀英文原著，那不是讀翻譯就可以替代的。研究者接觸的材料必須是沒有失真過的材料，什麼叫沒失真，那就是別人的原汁原味。所以，現在大陸的大學裏麵的中文係不應該叫做中文係，應該叫文學係，或者叫中文與翻譯作品研究係。
學科史中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傳統社會性質。這個問題也很重要，因為我們研究的是中國古代的東西，中國人治學問有個基本的原則，叫知人論世，如果所論之世都不對，那麼以這個為前提所講的學恐怕也跟著錯了。所以我們學習古代的文論或者文學思想，首先需要判斷到底中國傳統社會是個什麼社會。大多數人從小學到高中到大學接觸的流行說法都是中國古代從秦代開始就是封建社會。這個觀念我個人認為不成立，當然此前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人提了，80年代曆史學界就有人不同意這個觀點。現在很多搞中國文論的人不關注史學界的成果，而曆史學界基本上得出一個共識性的結論：中國古代無西方意義上的封建社會。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張國剛先生說：“不主張用‘封建’這個概念來表征秦漢到明清的中國曆史，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已經是史學界許多學者的共識。一些重要的曆史教科書已經在考慮換用富有中國曆史特色的概念來代替。”關於此一問題的更詳細的論證大家可以看武漢大學馮天瑜教授寫的《“封建”考論》一書。這是本專著，不是單篇，所以分量應該是夠了。陳樂民先生，研究歐洲史的專家，反過來也證明中國從沒有西方這種封建社會。封建社會用於西方是合適的，但用於中國就不合適，一旦用的不合適，那接下來包括製度層麵、文化層麵、觀念層麵就跟著錯了，所以說，大家學這個學科不要動不動就說什麼封建社會、封建文人，說這些話是需要證據的，不是想說封建就說封建，而是必須證明。與這個觀點相關聯的就是中國人曾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論證中國有資本主義萌芽，如果你的觀點是認為中國傳統時期從秦代開始就是封建社會，那麼你就會去中國傳統社會內部尋找資本主義萌芽。萌芽在哪個時候出現呢？經過學者們的努力，終於找到了，說明代中晚期就是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從而在思想史層麵就得出此一時期是中國的啟蒙主義時期，但可惜的是，這個判斷也被駁倒了，在中國古代既然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封建社會，那麼必然的結果也就根本不存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很多人研究明代中晚期的文學思想、文學觀念都用這個社會性質判斷作前提，從而得出了很多符合西方“啟蒙時代”特色而不是符合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本位的結論。為什麼社會性質的判斷這麼重要，就是這個道理。中國傳統社會到底是個什麼社會？我們具體講先秦的時候再給大家講，因為先秦就奠定了中國最根本的東西，包括社會形態、觀念世界、價值準則與思維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