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化因素分析在曆史時期的應用
——主要以四川漢墓為例說明
筆者認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將會在曆史考古研究起到以下一些方麵重要的作用。
第一，文化分區。
曆史時期的分區和史前不完全相同，徐蘋芳先生總結了兩個特點，而且對分區的方法也進行了探討。第一，“中央集權下的禮儀製度有嚴格的、統一的等級規定，在上層社會中形成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全國各地的禮儀衣冠製度上的文化差異時，幾乎是不可能的，強大的政治因素在文化的發展中起到了決定性的因素，它同時也成了維係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的支柱。但是，在全國各地民間（或民族）文化風俗方麵上卻保留著差異，這些差異便構成了曆史考古學文化分區的主要內容。”第二，“社會越進步，所表現出來的社會現象便愈為複雜。因此秦漢以後考古學文化分區很難用一個統一的標準來界定。”
正如徐先生所說，強大的政治因素並不能完全消滅地理人文和風俗傳統的差異。秦漢統治者為了適應大一統的需要實行了一係列製度、政策，確實為漢文化迅速形成並普及全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於各地地理環境的相異、曆史傳統不一、風俗不盡相同等原因，各地的考古學文化麵貌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在高度統一的漢唐時期仍是如此，這種差異已經在各地的物質文化中表現出來，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對區分出不同區域的特殊文化因素有獨到的作用。通過對不同區域考古學文化的梳理、比較，既可以歸納出不同文化區中的相同因素，這部分因素在曆史時期一直占優勢；又可以找出具有區域特點的文化因素，正是這部分因素體現了區域文化特征。曆史考古的特點決定了不能按照先秦或者史前的研究方法來進行。如漢代考古學文化，東漢之後在漢帝國範圍內多被中原文化所同化，所見多是典型的漢式遺存，各區域的土著文化已經非常少見或者已融合到漢式文化中。文獻對區域文化記載也比較少，漢代巴蜀地區應該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地域，但由於交通、行政等方麵的原因，《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對巴蜀地區的記載較為粗略，所以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研究四川漢代考古資料，對於了解漢代的巴蜀區域文化特征越發顯得重要。
曆史時期分區要注意一些特殊器物的歸屬。四川盆地特有的人文地理環境形成了很多有特點的器物。如陶俑顯然來自於中原文化，但進入四川地區後出現了一些特有或者特別流行的類別，如庖廚、俳優、鎮墓等俑；陶倉起源於關中地區，後為秦、漢繼承，成為漢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所以四川地區的倉毫無疑問淵源於中原地區，但倉進入四川盆地後結合當地的自然地理環境形成了自己的特點，流行筒腹罐式倉，與其他地域明顯不同。這些在其他地方少見的器物，完全可以歸為地方特色器物。
雖然區域因素器物數量相對較少，但是絕不能完全用數量來衡量其地位，恰恰是這些器物反映了一個區域的文化特色。限於交流，史前考古學文化區劃分較為簡單，根據物質遺存的異同基本可以劃分出不同的文化區。但到了曆史時期以後，物質文化高度發達，各區域的聯係越來越大，物質遺存共性增加，而此時不同區域之間的劃分更大程度上依靠表現風俗信仰、心理特征的遺存來區別，如四川地區的崖墓、畫像石墓、畫像石棺、搖錢樹、西王母形象、鎮墓俑、釜、圜底罐等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器物，正是這些特色器物反映了四川盆地特殊地理環境、風俗和宗教信仰。以搖錢樹為例，數量不多，但無疑是四川地區非常重要的特色器物，對於我們了解四川古代的喪葬信仰、宗教習俗無疑有重要的作用，現在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解讀它的有效信息，然後根據這些有效信息複原漢代四川盆地特殊的宗教民俗信仰。
曆史時期的物質遺存更為豐富、複雜，分區要困難得多，選擇一種良好的方法必將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僅漢墓就發現5萬座以上，僅將已經發表的資料熟悉一遍，就要消耗巨大的精力，如果再進行詳細的分區研究，難度就更大了。俞偉超對漢文化的分區提出過指導性意見，“西漢時期以長安等關中地區的遺存為中心，東漢時期以洛陽等豫西的遺存地區為中心，概括出典型的、核心型的漢文化麵貌，然後依據地理環境劃出範圍，尋找各區域土著文化和漢文化的交融程度，再進行更大範圍的比較，確定漢文化到底應劃分為哪幾個區係類型”。但他同時也指出“工作量是驚人的，絕非一人或少數幾個人的力量在短時間內能完成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對分區有特殊的作用，在漢墓的分區中采用此方法，將會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
第二，文化演變和發展。
文化演變要在分期和分組基礎上進行，不同組因素來源於不同文化，在分期的基礎上可以分析各組文化因素在不同時期的演變、交流；而且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對於掌握個別外來器物的變化情況也有幫助。四川漢文化形成於西漢中期，以後土著因素大部分消失，其餘融入漢文化中，形成區域特色文化。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可以了解土著文化是如何消失和被漢文化同化的。蔣曉春對巴文化融入中原文化的研究實際上就是利用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分析巴文化在不同階段所占的比重，由戰國時期的絕對優勢到漢代的逐漸式微，而中原的漢文化逐漸強大，最後占據了主要地位，這對研究四川盆地漢文化的形成和轉變是一個啟發。四川漢墓有兩個比較大轉折點，一個是西漢中期，一個是王莽時期，西漢中期巴蜀文化轉變為漢文化；王莽時期墓葬形製由豎穴墓轉變為橫穴墓，隨葬品也相應發生很大的變化，但是目前對其演變的詳細情況和背景並不清楚。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對其墓葬形製、器物的演變進行詳細的分析，可得出演變的詳細情況，然後再結合文獻等知識，找出其背後演變的動力。但四川漢墓存在的問題是發掘的資料很多，發表的成果太少，導致墓葬分類、分期、分區等基礎性的研究不足，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必須建立在這些基礎的工作之上，所以目前四川漢墓最需要做的是整理資料、發表報告，然後在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對墓葬進行分類、分期、分區等工作，給四川漢墓建立一個完整詳細的編年體係，最後在這些基礎工作之上進行各種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