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器物類型學分析
峽江地區漢晉墓葬出土器物種類多、數量大，根據質地來劃分有陶器、瓷器、銅器、鐵器、石器、玉器、金銀器、骨器等。
陶器有罐、缽、盆、盂、倉、灶、井、鼎、盒、壺、鈁、豆、燈、碟、甕、耳杯、釜、壇、器座、紡輪、熏爐、案、卮、魁、勺、排水管道、搖錢樹座、網墜、盞、串珠、瓦當、奩等，其中盆、壺、勺、熏爐、魁、燈、缽、罐等部分器物表麵施釉；另有部分硬陶器物，器形有罐、壇（雙唇罐）等；模型類陶器有佩劍俑、執刀俑、執盾俑、提袋持便麵俑、侍立俑、托物俑、持鏡俑、托盤俑、抱囊俑、吹簫俑、擊鼓俑、撫琴俑、吹塤俑、跳舞俑、徘優俑、庖廚俑、駕馭俑、執鍘刀俑、執鋤俑、持箕俑、持杵臼俑、執杖俑、拱手俑、提魚俑、提罐俑、抱物俑、按物俑、聽樂俑、坐俑、出恭俑、鎮墓俑、雞、狗、馬、豬、羊、鴨、魚、魚塘、房屋等。
銅器有尊、洗、鍪、盆、釜甑、提梁壺、蒜頭壺、壺、耳杯、簋、鈁、壺、燈、鏡、劍、奩、盤、棺飾、環、簪、鈴、車馬器、蓋弓帽、指環、釵、紐扣、帶扣、針、刀、弩機、箸、帶、搖錢樹、鐲、鑿等；錢幣種類有半兩、五銖、大泉五十、貨泉、大布黃千、鏟形幣、刀形幣、布泉、直百五銖、太平百錢、傳形五銖等。
鐵器有鍪、劍、釜、削、鋸、釘、鋤、刀、匕、鐮、犁、鏟、“S”形器、剪刀、鉤、三足架、矛以及銅格鐵劍等。
瓷器有罐、盤口壺、雞首壺、唾壺、蛙形水注、蓋盂、盞、碟、碗、缽、盂、唾壺、虎子、熏爐、盤等。
金銀器有鐲、指環、釵、紐扣、簪、頂針、豆、耳環以及一些裝飾品。
石器有硯、黛硯、獸座、耳璫、權、串飾、骰子（？）、地券、人物俑、動物俑、穿孔石器、滑石豬等。
玉器多為蟬、瑪瑙珠、玉鬆石、水晶珠等裝飾用品。
琉璃器以耳璫、料珠、串珠等小型裝飾品為主。
骨器有骨雕小獅、針等。
其他還有珍珠、鉛質梳子和耳璫、蚌質紐扣等。
如此眾多的器物不可能一一進行型式劃分，有些器物型式劃分對於本書的討論毫無意義，所以本書僅選擇一些文化因素比較複雜、能夠反映時代變化或是文化屬性有爭議的器物進行分析。
一、陶器
峽江地區的陶器不僅種類繁多，文化因素來源也比較複雜，朱順龍、褚馨將這種情況總結為“中原為體，楚蜀為用，巴韻依存”，實際情況還要複雜。
峽江地區發現了大量的陶器，但是卻少有窯址發現。專門的陶窯遺址僅發現忠縣上油坊一處，其他性質的遺址中也零星發現一些陶窯，但是陶窯和陶器的數量、規模明顯不成比例，朱順龍、褚馨認為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陶窯被後世改成瓷窯；二是受發掘限製，目前還未發現。這兩條理由值得商榷，據筆者掌握的資料，峽江地區直到隋唐時期仍少見瓷窯遺址，唐宋時期瓷器的來源還在討論之中，所以陶窯改成瓷窯的情況不能說沒有，但不應該很普遍。其次，峽江地區發掘規模和麵積已經非常大了，可是發現的窯址還是如此之少，這可能說明峽江地區原有窯址的確不多，陶器生產規模不大。因此其中部分陶器的來源要重新考慮，是否有可能是從峽江地區以外輸入呢？峽江地區處於長江水路要道，水運陶器不易破碎，成本不高，在可承受的範圍內，這種可能性不應該被忽略。通過科技手段分析陶器的成分及來源，將會有最終結論。如果此結論成立，那麼峽江地區的陶器文化因素複雜的原因就很容易解釋了。
1.罐，可以分為兩大類。
甲類 平底罐。
此類罐器形繁多，大多不能體現器形時代特征和演變規律，不予詳細論述。峽江地區自商周以來以圜底器為主，平底器不常見，春秋戰國、漢晉時期的平底器和早期的平底器似無淵源關係，將漢晉時期峽江所出平底罐和中原相比較，多能找到相同或相似器物，如大平底罐、圓肩罐、折肩罐等均來自中原地區。但是一些器物融合了其他地方的文化因素，如在峽江東部特別是巫山地區盛行在罐的下腹部留有刀削痕，器物下腹有刀削痕屬於本地特點。平底罐雖然受到其他不同文化的影響，但仍以受中原影響為主，因此歸為中原文化因素。
乙類 圜底罐，可以分兩型。
A型 折肩，根據肩部特征的不同，又可以分為兩亞型：
Aa型 寬折肩，形體相對較大，肩部較寬，腹下部多裝飾繩紋。此型罐的演變趨勢是腹部由圓鼓腹變成扁折腹，圜底由圓變尖。具體式別劃分請參考蔣文的A型陶釜研究。
Ab型 窄折肩，形體相對較小，肩部較窄，腹下部亦裝飾繩紋，底部由圓變尖，如崖腳BM22：107。具體式別劃分請參考蔣文的B型陶釜研究。
此型罐和戰國時期巴蜀地區流行的小口圜底罐非常相似，少見於其他地區，應受其影響演變而來，歸為土著文化因素。
B型 頸部較高，下腹部裝飾繩紋，可以分為四式：
Ⅰ式口微侈，直徑，折肩，底微上凹，如巫山江東嘴M19:20。
Ⅱ式侈口，頸外斜，折肩，底內凹，如巫山麥沱M29：6。
Ⅲ式敞口，頸進一步外斜，底繼續上凹，如巫山瓦崗槽M16:16。
Ⅳ式大敞口，近喇叭狀，弧形肩，肩上或有雙係，底內凹。如秭歸蟒蛇寨M7：12。
此型罐在楚地流行於戰國晚期、西漢中期，峽江地區出現較晚，而且多分布峽江東部，應受長江中遊楚文化影響。
2.甕，根據底部特征不同，分為兩型。
A型 平底甕，根據口部不同分為兩亞型：
Aa型 斂口，以折肩為多，如豐都彙南M21：8。
Ab型 直口，圓弧肩，如秭歸蟒蛇寨M25：4。
B型 圜底甕，又可分兩亞型：
Ba型 形體較大，多斂口，直腹，腹部較長，腹部飾繩紋，如巴東孔包漢墓M3：22。
Bb型 廣折肩，圓弧腹，腹部較短，腹部素麵光滑，如胡家壩ⅡM：29。
A型 甕常見於中原地區。B型甕東周時期已經在峽江地區出現，如巴東高粱子遺址H1出土一件東周時期陶甕，其形製和漢晉時期的B型甕基本相同，少見於其他地區，應是本地傳統文化因素。
3.倉，峽江地區主要有以下四型。
A型 甕式倉，整體似瘦長形甕，多帶蓋，平底，有的帶三足。東漢中期常見。如前坪M111：33。
B型 筒腹罐型，倉體圓形，似罐的形狀，因此一些報告也稱之為罐，已有研究者專門進行分辨。帶蓋，多為子母口，折肩，平底。西漢中期已見並流行，兩晉時期仍有發現，早期直腹，晚期鼓腹或下腹內收成弧腹。
C型 深腹盆式，多帶傘狀蓋，倉身為盆形，平底，有的帶三足。西漢中期至王莽時期較為常見。如前坪M103：1。
D型 杆欄式倉，多為方形，模仿南方杆欄式房屋，流行於西漢中期至王莽時期。如江東嘴M20：2。
倉起源於關中地區，後為秦、漢繼承，成為漢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所以峽江地區的倉毫無疑問淵源於中原地區。但由於各地地理環境、風俗習慣不同，倉在傳播過程中，逐漸融入各地文化之中，表現出不同的地域特色。據張建峰的研究，甕式倉流行於河南地區，筒腹式倉流行於四川地區，深腹盆式倉流行於湖南、湖北地區，廣東、廣西主要流行杆欄式倉，所以A型倉為中原文化因素，B型倉為本地文化因素，C型倉歸為長江中遊文化因素，D型倉雖然兩廣地區地區比較流行，但是由於氣候原因，南方各地均較常見，不一定是兩廣特色器物，歸為南方文化因素。
4.灶，峽江地區發現很多陶灶，可以分六型。
A型 圓形灶，僅在秭歸孔嶺墓地發現兩件。如孔M3：5，灶體近圓形，弧壁無底，單灶眼，橫長方形火門，灶麵尾端有一橢圓形煙孔，灶穴上置一鍋。
B型 馬蹄形灶，發現也不多。如前坪M32：9，方頭圓尾，呈馬蹄形，火口朝地，灶麵前端有擋火牆，後麵有圓形煙囪，灶麵上有兩個火眼，置鍋。
C型 長方形灶，基本為長方形，也有少量的梯形和正方形，灶眼有一個、兩個甚至九個不等，火門多為一個，個別有兩個。此型灶在峽江地區流行時間最長，西漢時期已見，東漢晚期仍常有發現。如江東嘴M16:1。
D型 曲尺形灶，如前坪M103：8，灶麵曲尺形，單門雙火眼，後緣無擋牆，無底，灶上置兩個小陶罐。
E型 船形灶，不多見。如秭歸蟒蛇寨M21：2，灶門處方平，與其相對的煙道處呈尖形。
F型 三角形灶，僅在石門嘴遺址發現一件，編號為M11：8、4，平麵呈三角形，灶麵有兩火眼，上置釜和甑，前壁為半圓形，有長方形火門一個，後側尖尾，有煙道。
朱津、常懷穎都對東周兩漢陶灶進行過詳細研究。常文中對灶的型式劃分、分期、起源以及不同類型灶的分布都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本書對陶灶的類型劃分及各型灶的來源都參考了常文的研究成果。長方形灶主要流行於長江中遊地區，兩漢時期中原發現的長方形灶主要是受到南方地區的影響，其中雙火眼灶、雙火門灶集中分布於兩湖地區，考慮峽江與長江中遊的關係，C型灶來源長江中遊地區；A型、B型灶北方地區較為多見，特別以關中地區最為集中，這兩型灶屬於中原文化因素；船形灶在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發現較為普遍，峽江地區的E型灶可能是受這些地區的影響；曲尺灶僅發現於江漢地區，在峽江地區多分布於東部，所以D型灶來源於江漢地區。F型灶，其他地方未見，是否為本地特有的器形還需進一步的研究。峽江地區圓形灶和馬蹄形灶發現不多，以長方形灶、曲尺形灶為主，所以此種器物主要受以楚地為主的南方地區影響。
5.釜，根據口部有無器耳情況分兩型。
A型 無耳釜，圜底，底部多飾繩紋，根據口、頸、腹的特征可以分為三亞型：
Aa型 無頸部或頸部很短，分四式：
Ⅰ式 侈口，球形腹，如胡家壩。
Ⅱ式 侈口，腹部加深，如羅家橋M5：72。
Ⅲ式 敞口，口沿外撇，如奉節三塘崖墓SM5：5。
Ⅳ式 大敞口，腹部相對於整個器物變小，如98豐都彙南M32：6。
此型釜的演變規律是口部由侈口變為敞口，且逐漸變大，腹部由球形變為深腹再變為淺。漢晉時期常見。
Ab型 有頸，分四式：
Ⅰ式 侈口，口部較小，頸部不明顯，溜肩，腹部較深，圜底。如重慶臨江支路M5：9。
Ⅱ式 敞口，口部增大，束頸，折肩，腹部變淺，圜底。如巫山麥沱M33：4。
Ⅲ式 敞口，束頸，折肩，扁腹，底部近平。如96豐都彙南M5：44。
Ⅳ式 侈口，束頸，袋狀腹部，底部變平，如98豐都彙南M20：14。
此型釜演變趨勢為口部逐漸增大，頸部逐漸增長，溜肩逐漸變為折肩，後又成為溜肩，底部由圓變扁。漢晉時期常見。
Ac型 高領，圓腹，底下接有三足，肩上有對稱環形耳，應為陶釜甑的下部，如胡家壩ⅣM9：5。西漢中期以前多見。
B型 釜口沿立有雙耳，分為三式：
Ⅰ式扁腹，平底，如萬州大周溪M6：32。
Ⅱ式弧腹，圜底，如巫山水田灣ⅢM8：39。
Ⅲ式弧腹，底部變尖，如萬州區鍾嘴M3:13。
一般認為峽江地區是巴文化的分布範圍，而釜是巴文化流行器物，如巴文化早期遺址——香爐石遺址出土了大量陶釜，Aa型、Ab型釜的源頭很顯然是來自巴文化，應歸為土著文化因素。Ac型釜雖然在早期陶釜中找不到相一致的器形，但是和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的銅釜甑下部非常相似，應是銅釜甑的陶器仿製品，歸為土著文化因素。B型釜東漢以後才有發現，應為外來因素，這種釜和西南夷地區的立耳銅釜比較相似，如石寨山出土的銅釜M6：61和M7：82，平底，口沿立有雙耳，赫章可樂也有出土。應該是受到西南夷文化的影響。
6.壺，峽江地區發現較多。
蔣曉春進行過詳細的型式劃分，隻是蔣文把壺和鍾分作兩類器物來敘述。據孫機先生研究，壺和鍾實際上是同型異名之器，所以本書歸為一種器物，把蔣文中的鍾統歸為A型壺，蔣文中的壺歸為B型壺。A型壺，圓腹、圈足，在中原地區極為常見，為中原文化因素。B型壺，長頸，平底，無圈足，和楚文化中的長頸壺存在淵源關係，前坪M111中出土有，為長江中遊文化因素。
7.鼎，根據腹部和底部特征不同分為兩型。
A型，圜底，整個器身近球形，矮足，演變趨勢是三足簡化，器身變淺。
B型，高足，深腹，器底較A型平緩。演變趨勢是器身逐漸變方，耳足簡化。
鼎是先秦時期的禮器，各地均有發現，東漢早期以前常見，東漢中期以後少有發現。A型鼎多流行於中原地區；B型鼎深腹、高足的特征屬於楚文化的傳統，歸為長江中遊文化因素。
8.豆，根據柄的長短，分兩型。
A型，高柄豆，西漢晚期至東漢中期比較常見。如雲陽走馬嶺03M3:10。
B型，短柄豆，僅見於西漢中期，如胡家壩ⅡM6：10。
A型豆常見於中原地區；B型豆為晚期巴蜀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歸為本地文化因素。
9.勺，分兩型。
A型 勺首平麵橢圓形，圜底，後接曲柄，柄較粗，多有刀削棱，有的在柄尾部裝飾龍首，整體製作較為精製，如鬆嶺包M9:23。出現於東漢早期，流行於東漢中期，兩晉少見。
B型 勺首輪製，平麵呈橢圓形，平底有些帶柄足，在勺首的一側捏一流狀凸起，上接彎曲的泥條柄，柄長短不一，有的尾部卷曲，整體製作草率簡單。如秭歸蟒蛇寨M19：52。西漢晚期已見，東漢中晚期流行。
A型勺流行於中原地區，如洛陽燒溝漢墓中發現多件，應屬於中原文化；B型勺多見於峽江地區，其他地方少見，為本地文化因素。
10.硬陶器。
硬陶器物在峽江地區有較悠久的曆史，20世紀70年代川大師生已在中堡島等地發現商周時期的幾何紋硬陶，漢代依然存在，時代多為東漢，器形為罐，帶壓印紋。
根據口部的不同，可以分為三型：
A型 侈口罐，如前坪M109：33。
B型 盤口罐，如麥沱M47：19。
C型 雙唇罐，常有人稱之為泡菜壇，如羅坪BLJM1：16。
印紋硬陶普遍流行於南方商周時期，直到秦漢仍有生產。峽江地區發現的硬陶器物較少，而且資料介紹較為簡單，為穩妥起見，統歸為南方文化係統。
11.俑。
“俑，痛也……《禮記》、《孟子》之俑，偶人也。俑即偶之假借字。如喁亦禺聲而讀魚容切也。假借之義行而本義廢矣，《廣韻》引《埤蒼》說：‘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踴，故名之俑。’乃不知音理者強為之說耳。”此說甚是。《孟子·梁惠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像人而用之也。”趙岐注：“俑，偶人也，用之送死。”鄭玄釋為與生人相對偶，“有麵目機發，似於生人。”最早的偶或為芻靈。《禮記·檀弓下》：“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鄭玄注：“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孫希旦集解：“塗車芻靈，皆送葬之物也。”從俑的本意來看是人的形象，本書也是如此理解，也有人把動物模型稱為俑。
目前發現最早的陶俑是1937年出土於安陽殷墟的陶男女囚徒，時代為商晚期。秦漢時期陶俑盛行。秦、西漢時期關中、徐州地區發現的陶俑數量最多，製作最精致，特別是關中地區，作為皇家所在地，代表了全國最高水平。至東漢，以上兩地陶俑發現數量減少，有人認為“應與東漢皇陵內限置俑人製度有關”。而四川、廣州等地區陶俑盛行，廣州地區的陶俑數量也很多，但是其規格、藝術性、數量都無法和四川地區相比。可以說東漢中晚期四川的陶俑代表了當時全國最高的水平。
陶俑多發現於墓葬之中，作為一種特殊的隨葬品包含了大量曆史信息，對於古代社會曆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價值。陶俑功能以及在墓葬中位置解讀對於了解當時喪葬思想、宗教信仰有重要的意義；陶俑的分類研究，可以了解當時社會階層構成和社會生產、生活體係，依據兵馬俑可以了解當時兵種構成和排兵布陣情況，依據勞作俑可以了解社會生產情況，依據宴飲俑可以了解當時社會娛樂情況，依據舞樂俑可以了解音樂、舞蹈史；陶俑的穿著提供了服飾信息，等等。這些信息對於解讀漢代文化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