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嚴其齊俟。揄皓袖以振策，竦並足而軒跱。邪睨鼓下，伉音赴節，安翹足以徐擊，頓身而傾折。
畫像中經常能看到踏鼓而舞的形象，如彭縣出土的兩件畫像磚上有伎人踏鼓而舞。
流行的踏鼓舞被俳優表演所吸收，而乙類B型俑正是這種表演的再現，所以以往所認為俳優俑腳下所踩的圓榻或者圓盤，實際上就是圓鼓。但是俳優的踏鼓姿勢遠沒有舞者那麼輕盈、優雅了，多是蹲坐於鼓上，表現醜陋、粗俗，其目的還是逗笑觀眾。
綜合以上各特征，筆者認為這種陶俑的形象就是漢代俳優中的侏儒。此類俑以成都平原地區為中心，分布於四川、重慶，雲南、貴州等漢代巴蜀文化圈的區域內。因此峽江地區所出的俳優俑雖然與成都地區有所區別，但還是屬於漢代巴蜀文化因素。
12.甌，僅發現幾件。
質地有陶、瓷兩種，施釉，侈口，弧腹，平底，圈足，近碗形，時代為東漢至蜀漢。如98豐都彙南M25:43，可能來自長江下遊地區。
二 銅器
1.鏡。
峽江地區發現較多，種類有蟠魑紋鏡、星雲連弧紋鏡、昭明鏡等，皆為漢晉時期中原地區常見類型，歸為中原文化因素。
2.銅格鐵劍。
扁莖折肩，劍身鐵製，劍格銅質，如98麥沱M49：11。此類劍屬於典型的漢式劍，來源於東周扁莖折肩鐵劍，受到秦銅劍的影響，洛陽燒溝發現多件。
3.釜，根據釜耳的位置可以分兩型。
A型 肩腹部多有對稱雙耳，如赤溪M2:2，敞口，斜折肩，肩上有對稱雙耳，耳上裝飾辮索紋，腹部近直，圜底。
B型 耳立於口沿上，如重慶水泥廠東漢崖墓的Ⅱ式銅釜，敞口，鼓腹，平底，底下有四小足，口沿部有立耳一對。
A型 釜常見於晚期巴蜀文化，漢晉襲之；B型釜常見於西南夷地區，石寨山和赫章可樂遺址都有出土。
4.搖錢樹。
峽江地區發現數十株，樹座以陶質為主，樹幹為銅質，樹枝上掛有錢幣、鳥獸、人物等形象，最早為東漢中期，最晚至六朝早期。
搖錢樹是西南地區特有明器，流行於東漢至三國前期，分布地域大致以成都平原為中心、西南地區對外交流的三條主幹線上，東線為成都－彭山－樂山－昭通－昆明－大理－保山－印度、緬甸；西線為成都－雙流－新津－蘆山－雅安－西昌，在昆明與東線相接；北線為成都－新都－廣漢－城固－西安。吳桂兵根據秭歸、忠縣等地出土的搖錢樹又加上一條江水道，以成都平原為中心順江而下。四條線路的中心是成都平原，成都平原發現的搖錢樹最多，峽江地區的搖錢樹應是從成都平原傳播而來。
搖錢樹自發現以來就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目光，這不僅是因為搖錢樹的形製特殊，更重要的是它最能體現西南區域文化特色，很多學者力求通過搖錢樹來揭露西南地區精神信仰體係。搖錢樹由特定形狀的樹座、樹上的神仙、道佛人物、飛禽走獸等構成了一個複雜的體係，要合理地解釋它，就必須把它放在巴蜀乃至西南地區這個大背景下，需要對西南地區的民間風俗、宗教等精神信仰有一定的了解。可是文獻對於搖錢樹並沒有直接的記載，對巴蜀地區的民間宗教風俗信仰也知之甚少，於是研究者們把目光轉至文獻資料記載比較豐富的中原地區，套用中原的文化背景來解釋搖錢樹所表現的思想體係，但是中原地區關於漢晉時期的精神信仰體係也未能完全建立，不能完全套用，所以隻好將搖錢樹各個部分形象分割出來，結合文獻中的片斷分別解釋，或者再結合人類學、民俗學、其他考古資料進行論證，然後將各個部分的研究結果拚合起來。實際上現在對於搖錢樹的研究還處在一種“拚湊”狀態，這樣拚湊出來的結果能否反映真實的情況還是值得再討論的，這或許就是搖錢樹研究爭論不休的一個重要原因。此種情況正如謝柏軻（JeromeSilbergeld）在評述對於馬王堆帛畫釋讀莫衷一是的局麵時所說的那樣：“我們真能相信如此精工細作、天衣無縫的畫麵是以如此散漫不一的文獻材料為背景創作的嗎？一個形象來自這個文獻，另一個形象來自那個文獻？”這段話用於搖錢樹研究的評述也有幾分適合。
搖錢樹究竟反映了一個什麼樣的文化信仰體係，本書難以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文化信仰體係在漢晉時期對峽江地區產生過強烈的影響。
5.銅棺飾。
銅棺飾是峽江地區較有特色的器物。根據其出土組合情況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 銅璧形器、雙龍頭形銅簧、球形管三種器物共同出土，器表多鎏金，時代從西漢晚期至蜀漢。雲陽走馬嶺墓地出土多件，根據現場觀察，這三種器物出土時相距很近，有的甚至疊壓在一起，多發現於棺不遠處，初步推測為裝飾於木棺之外一套組合器物。雲陽李家壩M37、故陵M8、小厶姑沱M1等多處也發現此類器物，原報告將三種器物分開敘述，未作一套器物。
第二類 鎏金銅牌飾，多為璧形，器表裝飾各種圖像。巫山縣80年代出土10多件，近來巫山雙堰塘M705、麥沱M47等墓地也有出土。這批銅牌飾多為東漢晚期，巫山雙堰塘可能早到東漢中期。
第一類器物組合雖然少見於峽江以外地區，但是其中的雙龍頭銅簧形象在其他地方比較常見。建國初期對銅簧的命名和用途曾有一次討論，20世紀90年代以後又出現一次研究高潮，其中以嶽洪彬先生的考證最為詳細、有力，他認為銅簧淵源於玉簧，最早於春秋末年出現於中原地區，後向外傳播，西南方向則進入四川盆地，西漢初在墓葬中消失不見。結論基本正確，但從峽江的資料來看，銅簧的下限至少在東漢時期，隻是與其組合的器物發生了變化。戰國至西漢時期，與銅簧相組合的器物主要有銅鈴、錢幣、銅環、瑪瑙環、骨珠、料珠等裝飾品，未見和銅璧、球形管的組合。根據嶽洪彬先生的啟發，在馬王堆“T”字形帛畫上找到了來源，帛畫中部有一大環璧，其下為簧，但是未發現球形管，看來西漢時期簧和璧的組合已經出現並用來表現特定的意義，同時說明峽江地區第一類銅棺飾組合及其所表現的文化背景受到了長江中遊的影響。所以峽江地區發現的銅簧淵源中原地區，至西漢時期銅簧在其他地方逐漸消失，卻在峽江地區與銅璧、球形管共同構成一套組合，作為木棺的裝飾物保存下來，成為峽江地區非常有特色的一套器物。
第二類銅棺飾，筆者以為其來源於第一類器物，是第一類器物組合的圖像化。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第二類銅牌飾出現時代晚於第一類銅棺飾，第一類銅棺飾最早出現於西漢晚期，而第二類銅棺飾多數為東漢晚期，個別早到東漢中期，存在繼承的可能性。第二，圓形銅牌飾和第一類銅棺飾組合中的銅璧形器，形製相似，都是璧形，隻是銅璧形器為素麵，而銅牌飾器表鏨刻圖像，第二類的鎏金銅牌飾很有可能是從第一類棺飾組合中的銅璧形器演變而來。第三，兩類棺飾的意境相同。從鎏金銅牌飾上的圖像來看，第一類棺飾組合實際上已經濃縮於第二類棺飾器表的圖像中，《重慶巫山縣東漢鎏金銅牌飾的發現與研究》一文中的 A2、A3、A4、A5、A6、A7型銅牌畫麵上的兩闕之間都有“虹拱狀物”或人字紋，其下為圓形璧孔，兼有釘孔的作用，實際上就是簧和璧，雖然還不能確定畫麵中是否有球形管的存在，但第一類棺飾組合中的兩種器物見於畫麵之中。關於璧的作用，研究文章很多，一般認為和天界關係密切。銅簧在墓葬中除了裝飾可能還有“打鬼升仙”的作用，“打鬼”的證據似乎不太充分，但是升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類銅棺飾的意義很多學者進行了研究，多認為和升仙有關，這和第一類棺飾中的簧和璧表達的意義是一致的，而且對於推測第一類銅棺飾在棺木上的裝釘方式也有幫助。所以第二類銅棺飾無論從形製上還是表達意義都受到第一類銅棺飾的影響，至少其部分“創意”來於第一類銅棺飾，但更為簡單、實用，畫麵的意義更為深入、廣泛。
三 瓷器
峽江地區出土瓷器最早為東漢晚期，數量很少，器形僅見罐、盞、碗等，蜀漢時期逐漸增多；兩晉時期，六朝時期所能見到器形的大部分已經出現，並取代陶器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器物。瓷胎主要為灰白色，其次為灰胎、灰紅胎；釉色有青黃、青綠、黃褐、褐色等，有些裝飾釉下褐彩，釉多不施及器底；紋飾以弦紋為主，其他還有回紋、方格紋、太陽紋、葉脈紋等，有些器物內壁留有多個支釘痕跡。
已有研究者對四川地區出土的東漢至六朝的瓷器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討，雖然都比較傾向四川地區的發現瓷器為本地所產，但至今未發現確切的窯址，四川目前發現最早窯址為南朝，所以六朝早期及以前的瓷器是否為四川本地所產還是一個疑問，不能排除其他地方的可能性。有人對永興雙包山二號墓出土的一件原始瓷壺進行了微量元素測試，發現其產地可能是江西吳城或附近地區。此壺時代為西漢前期，此時四川地區還沒有生產瓷器，但已從外地輸入瓷器。還有一例，陝西安康在80年代發現了一批青瓷，時代為六朝至隋唐，李輝柄先生進行了研究，認為這批青瓷基本屬於南方青瓷係統，六朝時期的雞頭壺、盤口壺、四係罐等與江蘇、浙江地區出土的大批青瓷相同，隋唐時期的青瓷又與湖北、湖南完全一樣。漢中自古以來的地理人文環境和四川地區比較相似，漢代屬於益州的範圍，發現的這批瓷器或可說明到六朝以後四川雖然已能生產瓷器，但是很多瓷器都從長江中下遊地區輸入。
本書涉及到的瓷器時代在東晉之前，此時四川尚未發現確切的窯址，所以不一定是來自於四川地區。漢晉時期峽江地區也未生產瓷器，雖然中壩、上油坊等遺址發現了東漢時期的窯址，但是在窯爐及其周圍卻未發現生產瓷器線索，直至六朝、隋唐時期雖然發現了大量的瓷器，仍然沒有發現瓷窯遺址，相反一些現象卻表明一直到唐代峽江地區的很多瓷器仍然來自於長江中下遊地區，湖北巴東孔包唐墓M105中發現一件青瓷盤，底部寫有“吳×”，此處“吳”字應該表示吳地的意思，說明至唐代長江中下遊仍然是峽江地區瓷器的重要來源地。
筆者以為峽江地區的漢晉瓷器主要來自長江中下遊地區，而且以長江中遊為主。漢晉時期全國重要的瓷窯多集中於長江中下遊地區，主要的窯係有越窯、嶽州窯、洪州窯等，越窯早在漢代已經生產，這個已無異議，但是限於資料，多認為長江中遊瓷器生產較晚，目前的考古發現正在改變這一看法，嶽州窯至遲在東漢漢安二年（143）已經創燒，洪州窯在漢代也已生產，蔣讚初先生根據鄂城的考古發現，認為長江中遊各地的發現瓷器百分之九十左右是產於本地。將峽江地區瓷器的形製、胎質、釉色及演變和長江中遊地區比較，發現有很多的一致性，而且峽江地區和長江中遊便利的交通、相鄰的地緣關係也有利於瓷器的輸入。出土的材料也證明了這一點，如巴東東瀼口M3發現的扁圓腹虎子，為典型的長江中遊特點。
所以峽江地區的大部分瓷器來自長江中遊地區，但是少部分胎質瓷化程度較高，施釉均勻，製作精製的器物可能是來自長江下遊地區。由於報告對於瓷器的介紹過於簡單，且受條件的限製，無法對實物進行現場比較，所以此處瓷器的來源問題僅是一個初步的推測，最後的結論還需進一步的研究。
四 鐵器
至遲春秋時期峽江地區已經發現鐵器，秭歸柳林溪、巫山縣城西北的龍溪、宜昌上磨堖等遺址都發現有春秋時期鐵器，且這些遺址均位於峽江東部，在巫山縣西北龍溪遺址東周時期文化堆積的第5、6層中還清理出有一些鐵礦渣、銅礦渣，所以很可能春秋時期峽區本地已經開始在鑄造鐵器，屬於較早生產鐵器的一個區域，因此有研究者推斷，“西陵峽地區是目前唯一在遺址的春秋戰國層中較普遍發現冶鐵用鐵遺存的地區，這個地區可能是楚國最早冶鐵和使用鐵器的地區，也可能是我國最早將鐵器應用於農業生產的地區”而三峽西部地區的發現最早的鐵器為戰國。據此，楊華認為“巴人冶鐵技術當是從峽東地區楚人那裏學來的(或是楚人傳授)”。也有研究者認為峽江西部的“鐵器的產生和使用源頭應當有兩個:楚國和秦國”。
至漢晉時期，峽江地區鐵器種類和數量都急劇增加。鐵器種類主要有農業生產工具鍤、、鋤、鏟、鐮、杵臼，手工工具有斧、锛、鑿、削、鋸、刻刀，武器有刀、劍、矛、戟、匕首、鏃，飲食炊煮器有釜、鍪、罐、灶、溫爐、支架，其他有錢幣、帶鉤、剪刀等。
從鐵器生產地來看，筆者認為這批器物多在峽區生產，因為峽江地區自春秋以來就有生產鐵器的傳統，且此地域蘊藏大量鐵礦，技術和客觀條件都具備。當然，也可能有少量來源蜀、楚二地域，最可靠的區分辦法當然是金相學的分析，這非本書所能解決。從器型來看，釜、鍪、支架、凹口鍤等是巴蜀文化因素，其他的器型應來源中原和楚地，但有些器型傳播到此地域後，為適應當地環境，形製有所變化，如凹口鍤。
五 其他質地器物的文化歸屬
1.長方形石板，如巫峽鎮秀峰村M1:37，長方形，較薄。又常稱之為黛硯，供畫眉塗朱之用，洛陽燒溝中出土多件，其中有些殘留黑、朱等顏色，但孫機先生根據這種石板在軍事性質的遺址也有發現而提出反對意見 綜合兩種看法，此種硯可能兼有書寫、梳妝之功能。屬於中原文化。
2.滑石器，漢晉時期湖南是出土滑石器較為集中的一個地區，峽江地區的滑石器應受其影響，秭歸老墳園出土多件滑石豬。
3.小件裝飾品，峽江地區發現比較多，質地有琉璃、瑪瑙、玉鬆石、水晶、琥珀、炭精、珍珠、玉石等，器形以耳璫、串珠居多。
從目前的材料來看，峽江地區在漢晉時期應該沒有能力大量生產這些裝飾物，峽區地處交通要道，其中的大部分應通過商貿等方式輸入峽江地區。限於資料目前還無法一一詳細分析，下麵僅對琉璃、珍珠等器物略作論述。
琉璃器，峽江地區的琉璃器以耳璫、串珠居多。我國在周代已經能生產鉛鋇玻璃，但是其產地至今仍在討論之中，與峽江地區相鄰的楚地被認為可能是生產玻璃的地方。也有人推測秦代四川地區已經生產玻璃了，但是未發現作坊遺址或其他確切的證據，同樣道理，峽江地區雖然也發現早期的琉璃器，但是也不能確定為產地。至漢代南北絲綢之路等對外商道開通，大量國外的琉璃器進入中國，而峽區處於交通要道上，這使峽江地區的琉璃器來源更加複雜化。峽江地區出土的琉璃器多未進行化學分析，所以產地很難確定，但是其中的琉璃耳璫從形製上來看和中原地區的相一致，如走馬嶺03YGZM6出土的一件耳璫屬於典型的漢式飾物，中原有較多的發現，應屬於漢文化因素。
珍珠，峽江地區發現多處，如巴東孔包、寶塔河等墓地都有發現，珍珠易腐，現在存留下來的隻是很小部分。劉森森認為三峽出土的珍珠是為“江漢珠”，據現有的材料，其觀點可以參考。
4.螺旋形金飾物，曬網壩M6：1發現一套六枚，均有穿孔，其中螺旋形飾品四枚，以較粗的金絲卷成，形似彈簧，中間鼓，兩頭尖，大小不一，方形飾一枚。原報告推測可能源自北方少數民族。內蒙古西溝畔匈奴墓中出土一金耳墜，環下墜一金絲卷成的螺旋形飾物，中間串綠鬆石，時代為戰國晚期；內蒙古察右後旗三道灣墓地出土了以金片做成的螺旋形花飾，時代被定為東漢晚期；內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墓群發現了用金絲以螺旋方式卷成三圈的金指環，時代被定在東漢晚至晉。三道灣螺旋形花飾、六家子螺旋形戒指、西溝畔的螺旋形墜飾和曬網壩的螺旋形金飾雖然在形製上並不相同，但這種螺旋式的製作方式還是比較一致的，為北方少數民族風格，隻不過曬網壩的製作更為成熟。即使它不是直接來自於內蒙古地區，也與北方少數民族有著密切的關係。西晉“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後“散在益、梁，不可禁止”。《華陽誌國·大同誌》也載，“（元康）八年……略陽、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閻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氐叟、青叟數萬家，以群土連年軍荒，就穀入漢川”，後“李苾開關放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六郡”指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陰平，本皆少數民族眾多之地，東漢以來氐、羌內徙，少數民族比重益大，至西晉“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氐羌等少數民族與北方草原聯係頗多，螺旋形飾物的製作風格可能受其影響或者就是蒙古地區內徙的少數民族所攜。這些少數民族進入四川，其中部分散布到峽江地區，螺旋形金飾物有可能是在這個期間被帶入峽江地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