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移民
目前對於峽江地區的移民研究，一種是根據文獻認為峽江地區在整個漢代未有大規模的移民進入。葛劍雄先生認為秦、西漢初年大批移民進入四川盆地，移民的身份多為平民、災民、罪民，其主要遷入地為川西地區，此後至東漢末少有官方主持的大規模移民。郭聲波先生進一步認為，秦代移民向東未超過涪江和沱江中遊，基本上分布蜀郡範圍內，鄭維寬先生認為峽江地區在整個漢代幾乎沒有漢人的遷入。另一種以考古資料為主，認為漢代三峽地區人文聚落大幅增加主要是由於漢民人文大規模入遷。筆者通過對考古資料的分析，結合相關文獻材料認為，漢代峽江地區有大規模的移民遷入，隻是由於缺乏正式的官方記載，所以才造成今天一些認識上的偏差。
首先，秦、漢初進入川西的移民有可能通過各種方式向東進入峽江地區。秦滅巴蜀後至漢初，中原漢民大量進入川西，文獻記載的大規模移民主要有兩例，“周赧王元年……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漢初，關中“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除大規模官方主持的移民外，小規模的移民也持續不斷入川。“秦法，有罪遷移之於蜀漢”，“諸嫪毐舍人”就是這樣被遷入蜀地的，西漢初沿襲了這一政策。除了流放罪人，還有遷俘虜與豪強、自發移民等多種方式。秦、漢之初四川地區的中原民眾相當多，周赧王時一次徙民萬家，如以一家五口計算的話就是五萬人，漢初就食蜀地的人數也很多，再加上持續不斷的小規模移民，入川移民的總數肯定不少。這些移民最初一般遷入政府指定地，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居住、發展，可能會尋找更合適的居住地。四川省博物館藏有一墓門門枋文字石刻兩塊，其右枋文字為：“唯呂氏之先，本豐沛呂氏子孫。呂祿、周呂侯。祿兄征過，徙蜀汶山□□□□□□□□建成侯怠征過，徙蜀汶山□□東杜（社）造墓藏丘塚……”從這段文字可以了解到呂後族人因罪原被遷到汶山，但石刻卻是發現於成都郊區漢墓中，說明呂族後人已經遷徙到成都附近地區。成都郫縣發現的王孝淵墓碑也表明了同一現象，王孝淵之先原為關東豪傑，被徙“汶山之陽”，至孝淵時已遷居成都附近。這兩處碑刻足以說明，秦至漢初的部分移民進入四川後為尋找更優越的生活環境而繼續遷移。
這些移民既有可能遷移到“巴蜀文化區域內的主要城邑”，也有可能遷居到峽江地區。近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雲陽縣舊縣坪遺址中發現一塊碑刻，隸書碑文，分四段，第一段述其祖上為“高陽之苗裔，封茲楚熊”，後因“高祖龍興，屢敬畫計”而“遷諸關東”。第二段謂其先人伯況“菲誌慷慨”，“家於梓潼”，“名右冠蓋”。第三段稱其“政化如神”，“州郡並表”，以至於永元十五年（103）“中年殂歿”之後“農夫惻結，織婦喑咽”，“戶有祠祭，四時不絕”。第四段為2聯6句的七言讚，前一聯句尾均加矣字，讚其“作民父母，善勸惡懼”，後一聯句尾加兮字，惜其“未升卿尹中失年”，故而“勒銘金石表績勳，冀勉來嗣示後昆”。末款“熹平二年（173）仲春上旬朐忍令梓潼雍君諱陟宇伯寧為景君刊斯銘兮”。
此碑對於研究漢代四川的移民有重要幫助。據碑文，景雲祖上為楚人，隨漢高祖劉邦起兵而遷諸關東，後遷居梓潼，東漢中期景雲遷至峽江為朐忍縣令，其遷徙路線正和上文推測一致，當然景雲是否定居此處還不能確定，但是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線索，早先川西地區的移民確有部分到了峽江地區，據末款可知，近70年後，又有一位縣令來自於梓潼，並為景雲立碑。這兩人都是一縣之主，所以才會給今天的研究留下線索，但更多來的自川西的下層移民已經無從考證。
峽江地區為漢代重要的產鹽地，既吸引具有經濟實力的地主、富商前去開發，也吸引了大量勞動力。峽江地區漢晉時期鹽業與人口的關係未見記載，不過可以通過晚期製鹽情況略加推測。古代製鹽技術落後，挖井、運鹽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最消耗人力的是製鹽需要大量的柴火。據《天下郡國利病書》記載，（明代）“常有各省流民一二萬在彼砍柴以供大寧鹽井之用”，僅大寧鹽井、僅砍柴一項就占用了那麼多勞動力，那麼明代整個峽江地區鹽井業用人之多可想而知。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十談到鹽業對人口的吸引，雖不是特指峽區，但可作參考：
四川貨殖最巨者為鹽……大鹽廠如犍、富等縣，灶戶、傭作、商販各項，每廠之人以數十萬計，而沿邊之大寧、開縣等廠，眾亦以萬計。
漢晉時期鹽業可能不如明清發達，但眾多鹽井需要的勞動力想必不會少，僅靠本地土著人口是滿足不了的，其中應有大量的外來移民。同時鹽業所帶動起來的運輸業和商業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
軍隊也是峽江地區移民的重要來源。峽江地區為戰爭頻繁之地，常有大批軍隊駐紮或出入，其中部分可能會在此定居下來，這也是峽江移民的一個重要來源。公孫述據蜀時派田戎等將領占領過峽江地區，後來劉秀攻取蜀地，以岑彭、吳漢率大軍從長江水路攻蜀。至東漢末、魏晉，峽江地區為兵家必爭之地，東吳與蜀漢、東晉與成漢等一係列戰爭都以此地為主要戰場。雲陽舊縣坪發現的兩枚軍印印證了文獻的記載。
據竺可楨先生研究，進入東漢以後，我國天氣有變冷的趨勢。許倬雲先生在此基礎上認為，北部寒冷的天氣可能會使北方人口南移至較溫暖的長江流域。上文已經談到，峽江地區漢晉時期比較溫暖，氣溫要比現在高1－3℃，再加上本地鹽業、商業吸引力，北方移民也有可能進入峽江地區。
移民的不斷遷入使漢代峽江地區人口有了大幅增長。據《漢書·地理誌》，元始二年（2）巴郡“戶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萬八千一百四十八”，到了永和五年（140）“戶三十一萬六百九十一，口百八萬六千四十九”，短短一百多年，戶數增長一倍，人口增長三十多萬，此處的人口與戶數增長不太符合，這可能和東漢中晚期地主豪強隱匿人口有關。至永興二年（154），巴郡人口又有增長，“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十餘年間戶數又增長十幾萬，人口增長近八十萬，這次戶數與人口比例相對合理，較《後漢書》中數字準確些，表明東漢中後期峽江地區人口仍在持續不斷地增長，這也成為東漢分郡之議的重要理由。如此龐大的人口增長顯然不是自然繁衍的結果，其中增長的大部分應為外來移民。
峽江地區發現的漢代遺址急劇增多也印證了此時期的人口大幅增長。鍾禮強、吳春明二先生對萬州區武陵、朝陽三十八處漢唐居址、墓地的調查研究表明，漢代以來此處遺址較先秦時期有了大幅擴展，體現了此處早期漢民的大規模徙入。高蒙河先生對萬州發現的各個時期遺址進行了統計，發現先秦時期的僅有19處，而秦漢時期的有90處，激增了近五倍，其中大部分為新開辟遺址。潘碧華對雲陽的聚落進行了討論，發現先秦遺址（包括舊、新石器時代）共有14處，至秦漢時期雲陽地區遺址、聚落激增35處。其實不僅是萬州，峽江各個地區均是如此，據1993－1995年的調查結果，庫區發現了數十個舊石器時代遺址，近百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百餘處商周遺址，而漢至六朝的遺址卻有四百六十餘處，遠遠多於早期遺址的總和。
這些遺址和墓葬絕大部分為典型的漢文化遺存，是漢民徙入的最好說明。移民大多是來自漢文化發達的中原地區，峽江地區與中原的直接通道不多，道路艱難，而秦漢時期蜀地與關中的諸多道路得以開通，所以很多移民先來到川西，然後再順江而下來至峽江地區。藍勇先生對兩漢四川郡守的籍貫做過統計，其中巴郡太守主要是來自中原和川西地區，這也從側麵說明了峽江地區的移民主要來源於中原和川西地區。因此峽江地區墓葬在西漢中期以後很快就表現出強烈的漢文化特征，同時也有帶有川西平原文化痕跡。東漢以後漢民進一步大規模徙入，峽江地區的漢文化也緊隨中原漢文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東漢末至三國四川的移民來源方向有了變化，東來移民成為主流。初平三年（192）“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劉)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以後劉備入蜀時又帶入大量的南陽、荊州人士。葛劍雄先生根據《三國誌》對遷蜀人物進行了統計，發現遷蜀人員主要來自南陽、荊州。其中部分移民有可能進入峽江，因為這兩次移民入蜀都是通過長江水道。
西晉以後，流民入川。“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後“散在益、梁，不可禁止”。隨著流民的進入，戰亂紛起，巴蜀地區的土著居民開始外逃，《晉書·王澄傳》：“巴蜀流人散在荊、湘者……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為主。”此則材料明確提到梁州居民東遷，而且規模巨大，以至於“城邑皆空，野無煙火”。為了增加人口，引僚入蜀，梁朝李膺《益州記》：“李雄時嚐遣李壽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壽既篡位，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乃徙旁郡戶三千以上實成都，又從牂柯引僚人入蜀境，自象山以北，盡為僚居，蜀本無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為、梓潼，布在山穀，十餘萬家。”入蜀的僚人數目如此龐大，應有部分散布到峽江地區。隨著峽江居民大規模東遷，少數民族紛紛從山中出來，至東晉南朝峽江地區居住著大量的少數民族，他們在此“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這些民族的到來為峽江地區帶來新的文化因素，如戊組器物就是由北方的少數民族帶入。
通過對峽江地區漢晉移民情況的考察，可以了解到秦滅巴蜀之後，四川盆地以遷入移民為主，而且遷入的都是文化水平較高的中原人士，所以峽江地區的漢文化迅速形成，至東漢以後漢民劇增，此處的漢文化發展到鼎盛。東漢末至蜀漢，東來移民增多，此時長江中遊地區對於峽江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影響逐步增加。蜀漢以後，文化水平較高的居民大量遷出，文化水平較低的蠻僚之族占據峽江地區，此時峽江地區文化有一定的衰落，少數民族受東晉影響比較大，所以文化表現與長江中下遊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