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經濟危機？什麼是金融危機？簡單地說，就是國家、企業、居民儲備財富的灰飛煙滅，包括創造財富的機製、體製都可能要“鳳凰涅盤”，以貨幣價值計量，很多資產要大幅度貶值。
實際上，我們在2015年--2016年初看到的“股彙雙殺”就是人民幣資產的大幅度貶值！有人說，沒有供給側改革理論（要“三去”），很可能不會看到“股彙雙殺”。那是本末倒置，“股彙雙殺”是多年積累問題的集中反映。供給側改革理論的出台，正是為了有序地解決多年積累的問題，有序釋放風險，避免操作過程中的失誤。
比如說，房地產行業去庫存，肯定將在一段時間內降低房地產市場的投資率，但不去庫存，長期拖著，很可能最後要炸掉許多房子--因為的確有很多房子會被淘汰，永遠沒有人買；比如說去僵屍企業，很多企業已經落後於時代，產能嚴重過剩，但長期死而不僵，僵而不死，還要天天給它們輸血，導致全行業都是低效率，甚至整體虧損！供給側改革就是要堅決關停並轉僵屍企業，讓產能與需求相對應，市場價格有所回升，企業恢複造血功能；比如人民幣彙率向下調整，中國經濟整體下行，彙率與競爭力不相符，必須調整，產能恢複宏觀經濟的活力。
這其中有很強的辯證關係，怎麼推進供給側改革！房子不可能炸很多，企業不可能關很多，人民幣彙率向下調整，也有幅度限製。這就是供給側改革理論的核心：既要“三去”，也要“三扶”（扶持房地產行業健康發展；扶持市場價格回升，扶持企業恢複盈利）！人民幣彙率要向下調整，但最終目的是要恢複上行，要堅挺，要成為硬通貨！理論很重要，操作更重要。
麵對極其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麵對紛繁多變的經濟現象，理論需要有極強的可操作性，需要本地化，時代化。
供給側理論其實不是什麼新理論，但它拿到中國，就是創新，拿到現在著重提出，就是極大的創新！而且還要給它貼上“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的標簽。
很多經濟學家在研究供給側改革理論與需求側治理理論的分歧，好像他們倆水火不相容，好像有輕有重。中國的供給側改革理論的實質就是調整供給側與需求側的不平衡關係，這種調整，既有供給側供大於求的一麵，更要供給側缺乏創新的一麵，所謂“卸包袱”，救市堅決關停並轉已經落後於時代的產能，包括企業！要讓中國經濟輕裝前進，進而為改變中國鋪路，這是關鍵點。怎麼卸包袱？去產能、去庫存，去僵屍企業，包括人民幣彙率貶值，重在“度”的把握--沒有理論能夠說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其實是為了保衛人民幣資產，包括老百姓已經轉為積累的人民幣資產，強製征收房產稅，按照高限征收房產稅，隻會使房地產市場出現極大震蕩，房地產價格急劇下跌，甚至“歸零”，老百姓的血汗錢一瞬間灰飛煙滅，這不是“借題發揮”，而是毀滅中國！
供給側改革理論發出的主要信號是“轉變”，啥都要變，經濟體製要變，包括宏觀經濟指導思想都要改變。必須承認，供給側改革理論的提出，有源於對當前過度強調振興實體經濟，過度強調刺激消費的現狀不滿--包括像阿裏巴巴那樣的超低價消費，已經破壞實體經濟賴以生存的市場法則；也包括對一味地依賴投資、依賴貨幣政策環境超寬鬆的習慣思維。但，絕不要以為：所謂“絕不輕易重複當年四萬億的錯誤”就是絕不輕易地降準、降息。那也是絕對。
從國際經濟學發展演繹的曆史潮流角度思考，單純依靠供給端、或曰單靠供給側經濟學理論實施宏觀調控並不成功--宏觀調控理論天然屬於需求側理論。回顧曆史，1970年代，美國曆經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消費”，以刺激經濟末端為主，結果是導致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這兩個本來水火不容的經濟現象同時出現，於是產生供給側理論--這一點與今天的中國完全不同，中國是產能過剩與通貨緊縮並存。
1970年代，哥倫比亞大學的芒德爾教授，首次提出從“供給側（supply side）”--刺激生產、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並獲得諾貝尓經濟學獎，他被稱為供給學派的鼻祖。此後南加經濟學院的阿瑟拉佛（Anther Laffer）教授畫出一個著名的“拉佛曲線”，說服福特和裏根總統以“減稅刺激經濟增長”，完善了供給側學派。這派學者的理論基礎是：以減稅增加企業和個人所得，增加社會供給來拉動消費。說白了，就是擴大赤字，擴大政府債務，同時大幅度減少國有企業數量，減少政府直接幹預市場。這一套理論注重微觀改革，似乎與今天中國高層準備推行的供給側改革相吻合，但區別也很大，今天中國的供給側改革理論側重創新供給，必須緊跟時代需求，而擴大政府債務也與中國壓縮地方債規模相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