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自我流放的痛苦迷惘
在第一個時期即自我流放期裏，穆克吉創作了長篇小說《老虎的女兒》、《妻子》，並與丈夫合作出版了印度遊記《加爾各答的日日夜夜》。這些作品典型地體現了穆克吉在自我流放心態中對自我文化身份的追問以及對印度文明、西方文明的觀察感受。她曾經這樣說過：“我在自己身上隱隱約約地發現了奈保爾的影響痕跡。正是他以最感人的筆觸描寫了文藝和流亡的痛苦荒誕，這是一種‘第三世界的文藝’和在前殖民國家中間的流亡；他描寫了寄居國主人可以忍受的心理隔膜，以及流亡者獲得一個家園或祖國（desh）的絕對不現實。”事實上，創作過“印度三部曲”的奈保爾對第三世界自我流放者向前殖民國家即西方寄居國“流亡”的痛苦的描寫，在穆克吉第一期創作中表現得最為充分。
《逆寫帝國》的作者認為：“後殖民文學的主要特征是對地理方位和空間置換的關注。這就形成了特殊的後殖民身份認同危機。”後殖民文學中的空間置換本質上涉及跨文化書寫的後殖民作家在東西文化場域的審美變異和思維轉換，這一轉換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奈保爾、穆克吉等人關於東方文化（此處指印度文化）的認識，它以文化身份認同的焦慮困惑表現出來。奈保爾和穆克吉一樣，都在青少年時代或多或少地受到印度文化的熏陶，但成年後均未生活在印度本土。當年，經曆了“文化懸掛”、“文化置換”的奈保爾第一次邂逅印度文明這一“黑暗地帶”，便痛苦地陷入與印度的“文化疏離”狀態中。同樣，1973年攜夫回鄉探親的穆克吉也有過類似的遭遇，這在1977年出版的她與丈夫合著的印度遊記《加爾各答的日日夜夜》中有過記載。雖然相對而言，她與印度文化的疏離並未達到奈保爾那麼嚴重而沉痛的程度，但她對母邦印度的觀察視角的確有些耐人尋味。
在遊記中，穆克吉開門見山地承認，十多年後她到印度省親的原因之一是：“我發現盡管改變國籍是容易的，但交換文化並非如此。”這說明，她的印度情結比較深厚，但同時她又申明：“當然，美國才是我的所愛……美國曆史更少讓人迷惑不解。”相反，在穆克吉看來，印度曆史全是不可闡釋的事件。印度的曆史事件“沒有必須的起因”。這種關於印度與美國曆史的二分法不自覺地折射了穆克吉隱秘的東西文化觀。雖然她聲稱，印度與西方文化的“交換”不如國籍的改變來得容易，但她和奈保爾一樣，均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均帶著西方之眼重新打量印度，於是發現了印度的某些“不可闡釋”之處。穆克吉在遊記中承認：“我的印度性很脆弱。”穆克吉這裏指的是她在北美期間的生活經曆對其“印度性”的削弱，這使她對印度文化的認同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她認為，身為印度教徒意味著她相信魔法，也意味著她將瘋子視為先知。她坦率地承認，作為孟加拉婆羅門種姓的後裔，自己幾乎喪失了印度教徒的直覺。因為，長期漂泊海外，她對區別於印度循環時間觀、具有起點和終點的西方線形時間觀有著清醒的認識。她還認為，她是受美國生活與小說影響的第一代印度作家。她的審美情趣綜合了印度教想象和美國化的小說技藝。這些都使她身上的印度性變得越來越脆弱。在“國際框架裏的法國女性主義”一文中，印裔美國後殖民理論家斯皮瓦克認為，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女性主義者在看待與自己文化背景不同的女性時往往會采取一種居高臨下的恩撫姿態：“我能為她們做些什麼？”穆克吉在遊記中常常以局外人的眼光和口吻描述印度人、特別是印度婦女的所言所思，居高臨下地探討印度婦女的解放問題。雖然她說她熱愛印度婦女，是她們中的一員，但她敘述中使用的外位視角又非常清楚地否定了她與印度婦女融為一體的念頭。換句話說，她居高臨下的心態自我解構了印度文化身份的朦朧訴求。她還在書中自我設問：“我是誰？”答案是：“我是一個半拉子美國作家。”穆克吉在另外一個地方還將自己標簽為北美的“第三世界女作家” 。這樣，穆克吉在美國作家和第三世界作家的兩種標簽上進行“文化騎牆”，這是一種優雅高貴的姿態。作為遠離印度文化的“流亡者”，奈保爾曾經在第一次印度之行結束時認為，人還未離開，印度已經開始從她眼前消退隱沒。穆克吉與印度的“文化疏離”雖然沒有奈保爾那麼嚴重，她還在兩種文化之間以“移民”心態進行“騎牆”，但她從心靈深處認同印度文化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這便體現了她在早期創作中欣賞並師承奈保爾的心理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