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關於流放之痛的“模仿寫作”
後殖民理論家賽義德說過：“某種程度上，早期的奈保爾也是一位現代知識分子流亡者。”瑞典文學院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說：“奈保爾是一個文學世界的漂流者，隻有在他自己的內心，在他獨一無二的話語裏，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家。”“瑞典文學院二〇〇一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奈保爾既是一個“內在流亡者”即沒有自己的精神歸宿，也是一個“現實流亡者”即沒有自己的祖國。因此，許多印度學者聯係到奈保爾心中的流亡意識來闡釋其身份認同危機。他們認為，就奈保爾而言，流亡和家園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麵。奈保爾流亡的基本動機是“尋求身份認同。他的創作便是發現自我的過程。當被一刀斬斷實際的家園以後，他用語言來重建小說中的家園”。印度學者潘沃爾說：“奈保爾對自我身份和周圍世界的探索，如關於民族、曆史、族群和文化的探索，已經形成一種廣義的‘自我流亡詩學’。”巴特爾說，奈保爾可以說是“雙重流亡或曰二次流亡者”。他屬於徹底的文化無根：“我們可用不同的術語來表述他的身份，如被放逐者、僑民、流亡者、移民、避難者或無家可歸者。”
正如喬西所言：“奈保爾的印度書寫本質上是對自己的一種身份追問。”奈保爾關於自己的身份探索主要通過《黑暗》來表現，後持續到《百萬》中。奈保爾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發表演講時說：“我去了印度一年，那是我祖先的國度。那次旅行將我的生命分成兩半。”這裏的“兩半”指他心目中印度記憶與印度體驗的極不協調，指他的文化身份追問遇到了嚴峻挑戰，一種“分裂的意識”由此產生。背負文化疏離心態的痛苦無奈，奈保爾對近在咫尺卻又仿佛遠在天涯的印度無法達成文化身份認同。奈保爾的確踏上了去印度的文化尋根之旅，但在他眼裏，印度人全都是陌生人，就連印度的自然景觀也過於蒼涼雜亂，讓他感覺格格不入。他在《黑暗》中歎息道：“身在印度，我總覺得自己是一個異鄉人，一個過客。”奈保爾無法完成印度文化身份的建構，也就不能與娘家的印度人達成親戚認同。第一次到印度的尋根之旅也就草草收場。有人評價說：“雖然奈保爾對印度的了解不可謂不多，但他仍然未能成功。對他而言，印度仍然是一個黑暗地帶，不管他如何聲稱自己身在其中，他仍是一個局外人(outsider)。”第二次印度之行還是沒有解開奈保爾心中對於印度文明的“陌生”情結：“印度，這個我1962年第一次探訪的國度，對我來說是一塊十分陌生的土地。”納拉辛哈說，奈保爾所經曆的是“無家無根者在無國無宗教也無賴以生息的價值信仰的情況下的痛苦體驗”。這很準確地點出了奈保爾的悲劇所在。
穆克吉曾經這樣說過：“除了我的白人丈夫和兩個被同化的孩子，我將自己視為一個流亡者。在我的小說和加拿大生活體驗中，‘移民’是靈魂失落者，他們被連根拔起，非常可憐。另一方麵，流亡者非常清楚他們自己的狀況和即將降臨的命運。像我心目中的榜樣奈保爾那樣，我試圖探究流亡這一藝術的狀態。和奈保爾一樣，我用尖刻自衛的反諷描寫我筆下角色的痛苦。”運用尖刻自衛的反諷將使作者描寫後殖民知識分子的處境更加遊刃有餘。這顯示出奈保爾對於穆克吉文學創作的示範價值。同為印裔作家，穆克吉對奈保爾的學習和模仿也體現在對自我身份的追問上。她除了以遊記直接表現對印度文明的認同與否外，還以小說的形式進行藝術追問。這些小說裏主人公與印度文明非親即疏或若即若離的心理狀態，藝術地折射了穆克吉對於自我身份危機的思考。嚴格說來，穆克吉對自我流亡（流放）問題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她的第一期創作中。
在第一個時期即自我流放期裏，穆克吉創作了長篇小說《老虎的女兒》、《妻子》，並與丈夫合作出版了印度遊記《加爾各答的日日夜夜》。這些作品典型地體現了穆克吉在自我流放心態中對自我文化身份的追問以及對印度文明、西方文明的觀察感受。她曾經說過：“我在自己身上隱隱約約地發現了奈保爾的影響痕跡。正是他以最感人的筆觸描寫了文藝和流亡的痛苦荒誕，這是一種‘第三世界的文藝’和在前殖民國家中間的流亡；他描寫了寄居國主人可以忍受的心理隔膜，以及流亡者獲得一個家園或祖國（desh）的絕對不現實。”事實上，奈保爾對第三世界自我流放者向前殖民國家即西方寄居國“流亡”的痛苦的描寫，在穆克吉第一期創作中表現得最為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