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走向三維立體的比較文學研究
當前，比較文學在中國學術界已成為一門顯學。新世紀裏，如何在中國當下的學術語境中進行比較文學研究，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筆者在此嚐試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以求教於方家同仁。
首先，我們必須調整比較文學研究的心態。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真正重視中國文學以外的東方文學在比較文學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和價值。著名阿拉伯文學研究專家、北京大學的仲躋昆先生在2003年舉行的“東方文學專家談”中說過這樣一席發人深思的話：“我們決不應當滿足現狀，我們應清楚地看到‘歐洲中心論’的影響還很深，有待我們進一步肅清。如果說歐洲人搞‘歐洲中心論’還有一定道理的話，我們也跟著搞，是一點道理也沒有。”仲先生指出了當前一部分學者跟著西方感覺走的不健康心態。另一位學者的話同樣值得比較文學研究者三思：“西方學者認識與研究東方文化的程度由於種種原因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覺得，東方的文化與文學隻有東方自己的學者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國學者的研究還隻是一個準備，等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真正崛起，全世界比較文學學者真正關注東西方異質文化的交融，懂漢語、印地語、日語、阿拉伯語的人多起來的時候，全世界的比較文學研究就會在真正多元文化語境下迎來一個新的高潮。” 這說明，東方世界的學者也有資格闡釋東方文化現象，並且，世界比較文學的新高潮與東方文化的受重視程度息息相關。走向比較文學的理想階段，最合理的路徑之一是跨異質文化的學術研究，而這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國與東方世界的文化關係上。這是一個十分不起眼、但卻十分敏感的複雜問題。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想比較嚴重，再加上一部分學者的民族本位立場造成的中西兩極視角，這就形成兩種畸形後果，即西方中心主義和中西中心主義。前一頑症早已有人關注，但卻在一部分學者身上達到病入膏肓的地步，後一頑症也長期存在，隻是關注並抨擊這一現象者極少。不過，多年以前，著名學者李達三曾經隱隱約約涉及過這一話題。他說，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目標是，在自己本國文學中，找出具有民族性的東西，加以發揚光大；拓展非西方國家（如中日韓）的區域性文學運動；做非西方國家的發言人，同時和“其他許多發言人一樣，並不自詡能代表所有其他非西方國家。作為發言人的目的在宣揚並擁護第三世界對文學所做的貢獻……第三世界要向西方國家建議的是：西方國家必須再度朝向東方。” 不管怎樣，李達三主張中國學派“不自詡能代表所有其他非西方的國家”是很有價值的。非常遺憾的是，當時乃至現在，真正理解此話內涵的學者較少。李達三之後，某些學者終於把視野調整到一個比較合理的角度上。例如，王寧在文章中指出，通觀國際比較文學研究格局，正從以前的三足鼎立（法美蘇）變成新的三足鼎立（法國學派、美國學派和東方學派）。比較文學東方學派以中國、印度和日本為核心。他說：“以中國、印度和日本為中心的東方學派，其特征是跨越東西方文化傳統的平行比較研究和詩學對話，同時也兼顧影響研究和超學科研究以及東方各民族之間文學的比較研究，其理論背景是一種通過東西方詩學對話而求得的既可用於西方又可用於東方的文學闡釋理論，但在現階段，仍以東西方文學的雙向闡發為主。”王寧認為，印度有豐富的文學遺產，印度學者在文學與宗教的比較研究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並顯示出自己的特色，印度學者在傳播風靡西方的後殖民理論思潮方麵起著主導作用，他們的聲音應該受到重視。黃寶生先生認為，這些年來，國內引進後殖民理論，表明國際學術界對第三世界文學的關注。“如果國內對後殖民主義批評理論的研究想不流於空泛，就應該加強對包括印度在內的第三世界現代文學的了解。即使不專門從事後殖民主義批評理論研究，對於當代具有世界文學視野的文學研究者來說，也不應該完全忽視印度現代文學。”黃先生雖然論述的是中國對後殖民理論研究與印度現代文學的關係，但他的學術立場和王寧一樣清晰：重視印度。將他們的觀點和李達三的邏輯進行比較，不難看出，三者之間存在一條思想紐帶：中國不能完全代表東方，東方是由多種文學和文化組成的複雜概念。至此，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當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應該具備的良好學術心態是，眼望西方，腳踏中國，手牽印度、日本、阿拉伯世界等東方文化。換句話說，一個合格的比較文學研究者應認識到，全球化時代裏，世界絕不等於中國加上西方。比較文學不僅僅是中國與西方的文學比較。
至於王寧提到的比較文學東方學派仿佛已成絕唱的空穀足音，多年來很少有印度、日本學者在正式場合進行回應。筆者留印期間，曾經在2005年7月和8月分別訪問了印度第二和第一個比較文學係（我被主人告之是第一個訪問兩個係的中國大陸學者，而印度第一個比較文學係即賈達瓦普爾大學比較文學係成立於1956年）。由於兩國多年來關於比較文學的學術互動微乎其微，因而雙方都顯得非常陌生。他們一些有國際知名度的學者對於中國比較文學所知有限。我們對於他們的比較文學理論及實踐也是非常陌生。例如，他們高度重視頗具印度特色的“比較印度文學”（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研究，而這是絕大部分中國學者感到陌生的一點。接待本人的阿米亞·德維先生(Amiya Dev，加爾各答賈達瓦普爾大學比較文學係退休教授，前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曾經到過北京大學，他出人意料地告訴筆者：“比較文學的第一個學派是法國學派，其次是美國學派和蘇聯東歐學派，再次是我們的印度學派。中國學派應該是第五個學派。”筆者告訴他，目前中國學者正在倡導跨文明的比較文學研究，從而建立真正的比較文學中國學派。鑒於中印均屬東方文明古國，我們有這麼多年比較文學研究實績且有一些思路的交彙，因此完全可以醞釀建立一個比較文學的“中印學派”，進而建立一個地域更為廣大的比較文學“東方學派”。德維先生的回答是：“在這個全球化時代，西方或曰歐洲中心主義依然存在。但歐洲中心主義並不是唯一的敵人。我們還有一個敵人即對於自身獨特性的堅持。我很欣賞樂黛雲關於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我們不要本質主義。你們中國學派是以西方主義去理解東方主義，這大可不必。”通過這些思想對話，可以發現，中印學者離建立比較文學東方學派的目標還是遙遙無期的事情。之所以如此，背後當然不乏中印關係的若幹複雜因素。更複雜的是，由於印西關係比之中西關係更加緊密，印度比較文學界所謂的比較往往是印度文學加上西方文學的比較，或者幹脆是內部區域文學比較即前邊提到的“比較印度文學”，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等很難進入他們的比較視野之內。這是中印兩國學者所麵對的事實。總之，要改變這一狀況、甚或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印學派乃至東方學派，我們前麵的路還非常非常的漫長。目前，這些設想隻是一個美好的童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