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萬華“注釋1”
曆史是民族心靈的安置地。共和國半個世紀的曆史，不隻是激情燃燒的歲月，更有著沉思燭照的日子和安放得下民族自立的心靈。當共和國的曆史進入文學的視野時，作家的曆史觀照更應不隻是激情，而要在曆史的深廣延伸中留下“曆史和人”、“曆史和民族”的諸多思考。這就是韓乃寅的長篇電視小說《破天荒》讓人回味無窮並能獲得感悟和感動的力量之所在。
五十年代十萬轉業官兵、六十年代五十餘萬知青、八十年代八萬大學生三代“移民”將北大荒建成國家重要的商品糧基地，是共和國曆史中燃燒最壯麗的豐功偉業之一。作者韓乃寅在處理這一題材時，不隻是回到了曆史激情中，更以走出曆史的清醒審察將小說構思聚集於共和國的曆史記憶和拓荒者的生命形態的交彙點，在兩者的契合、衝撞中呈現英雄業績，也沉積人生的思考，既讓人看到了個體的生活激情如何燃燒成一種恒久的家園激情，也讓人感受到了個體的生命激情在共和國曲折曆程投射的曆史陰影中難免經受的血雨腥風。作為小說，《破天荒》在作者豐厚的生活積累中成功地找到了還黑土地文化以心靈求索的敘事方式，在眾多家庭命運的生動呈現中體現了深沉的曆史思考。
《破天荒》展示的第一幕就是北大荒創業環境中獨異的“民間選偶”。農墾部的老部長“聽到了”北大荒創業中“最大的難題”：“要是沒有媳婦，怎麼代代相傳地建設北大荒”，於是，國家開始在四川、山東等地專門動員支邊女青年。這些山東支邊女青年來到北大荒，有追慕戰鬥英雄的，有迷戀北大荒建設前景的，也有出於傳統的“闖關東”思路的。但在小說設置的敘事境遇中，她們都被置於“選偶”的地位。這種在國家利益的環境中，用較為純然的民間方式（自由戀愛而非組織安排）“選偶”的情節安排，為小說提供了對共和國文化形態和北大荒移民文化形態相融合並進行多層麵開拓的可能。
在北大荒“選偶”情節的展開中，作者的創作激情和曆史沉思自然流淌，從而托負起一種深沉的現實主義力量。一方麵，戲謔的“選偶”故事自始至終呈現出關東傳統中那種雜融天地、人神、主客的熾熱、執著的人格精神（它源自東北曆史悠久的日神崇拜積澱）跟共和國創業追求的契合。從臥冰嚐雪的朝鮮戰場帶回的頑強鬥誌和北大荒的荒蠻淒美水乳交融，共同烘托起共和國開發所需的強韌精神，既使得小說裏種種“選偶”充盈著“野性”情趣，也把這一切顯現成北大荒特有的家園意識。黑土地的遼闊蒼莽，又使拓荒者在落地生根的追求中視野充滿活力，並在共和國建設的神聖使命中以生動、豐滿的細節，使鮮活的人物得到了生動的呈現。然而，更有小說敘事力量的是《破天荒》的另一麵，那就是北大荒三代人英雄主義的氣概、理想主義的追求和現實主義的蘇醒，顯示出驚天地、泣鬼神的生命深度和人性光彩。
《破天荒》結束時，薑苗苗對高大喜說過這樣的話：“當年，有人評價過咱們三對夫妻，說方春和魏曉蘭是政治夫妻，說咱倆是革命夫妻，說賈述生和馬春霞才是生活夫妻……”此言道出了《破天荒》的敘事主線，三種家庭模式的糾結，包含了北大荒生活最豐富的精神內涵。
有意味的是，薑苗苗對高大喜的戀情表白，發生於那場富有建國初期特色的組織“做媒”被衝散之後，這中間伏下了高大喜、薑苗苗這對“革命夫妻”的分歧：高大喜更多的是家庭服從於革命，而薑苗苗則在獻身於革命之餘有著屬於自己的家庭生活的渴望，兩人之間的“風雲”由此而起。當《破天荒》講述這對“革命夫妻”的恩怨情感時，酣暢淋漓的北大荒鄉土意象與體悟於曆史的思索常會撞擊出動人的火花。
賈述生和馬春霞，一個是戰鬥英雄，一個是團的幹部，之間也有共同的事業基礎。然而，他們相濡以沫更多的是生活中的情意。賈述生因為那個“擇偶”“不分家庭出身和是否有曆史問題”的分場黨委決定而被打成右派，他的命運也由此融入了構成拓荒者英雄業績的最廣大最深沉的背景--數以萬計荒原移民的日常生活形態。《破天荒》在講述賈述生和馬春霞“生活夫妻”的日子時，則富於更深的含量和更廣的層麵。它將“生活夫妻”的日子輻射開來，在賈述生的周圍構築了眾多北大荒百姓的生活場景，例如那個“十萬複轉官兵開進北大荒後犧牲的第一個北大荒人”，而他讓後世人最懷念的“就是在愛情上，喜歡誰，就窮追到底……”這樣的設置，使賈述生、馬春霞的“生活夫妻”模式成為北大荒生活最基本的形態。
《破天荒》的敘事是熾熱而清醒的。作者自己就是北大荒曆史的參與者，他對北大荒刻骨銘心的情感使他始終在共和國命運的大背景下體察著北大荒人的自下而上的境遇、情感世界和悲歡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