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周克林博士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東漢六朝錢樹研究》即將出版了，這部著作是他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形成的，作為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師，對本書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興。他囑我為他的新書寫一個序言，我也毫不推辭地同意了。
中國考古學的漢唐考古研究有著極為豐富的出土資料作為支撐，漢代的錢樹（民間也習慣於稱其為搖錢樹）雖然隻是其中的一個門類，卻具有相當複雜而深刻的文化內涵。無論是從錢樹的樹座、樹杆，還是樹枝、樹葉上，都可以發現大量以西王母及其附屬為中心的神靈與仙界圖像，反映和折射著中國古代喪葬觀念與民間信仰的若幹片斷。隨著一批具有早期佛像外觀的圖像進入到這個世界，與傳統的西王母圖像相互共存、替代，更是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有不少學者將這些圖像都納入到早期佛教傳入中國、早期佛教的傳播與中國古代方仙道、早期道教信仰體係等宏大的學術視野來加以審視和考察。也正因為如此，近年來對於中國古代漢晉時期錢樹研究的相關論著不僅數量巨大，而且所涉及的領域也相當廣闊。
當周克林在思考博士論文選題時，跟我談及他有興趣對漢代錢樹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再作一次係統研究。我當時便告訴他，這個問題過去已有不少學者作過深入研究，發表過很多頗具見地的意見和看法，要想有所突破需要有相當的學術勇氣，也還得有超越前人的眼界與功力，這對你是一次挑戰。過了一段時間，周克林再次告訴我，他下決心要做好這個課題，並且談及他的許多想法：第一，大量漢晉時代的錢樹出土在四川及中國西南地區，這既是漢代考古，也是西南考古的一個重要課題，作為身在四川大學博物館工作的川籍考古學工作者，對此進行係統、深入研究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第二，他曾經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對相關資料進行了全麵搜集，並且對其中錢樹與巴蜀早期道教二十四治的關係問題撰寫發表過研究論文；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他希望既從考古學研究的方法入手，對資料進行區係、類型、年代等因素的分析與觀察，也要結合文獻資料將這些出土和傳世的錢樹放回到當時的曆史背景當中去加以研究，尋找到新的研究路徑，對前賢的研究成果有所繼承，更謀求有所創新。
他的想法與我不謀而合。我當時正在企劃一個研究計劃，試圖以讀書班的形式組織一批有誌於從事漢代考古研究的博士生和碩士生，對四川和西南地區漢代考古出土材料按照不同的專題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新的視野和角度展開係統研究，形成一批在資料占有上盡可能完備、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和創新（尤其是提倡將考古學與藝術史緊密結合起來）的學術成果。我所策劃的課題當中，便有漢代錢樹這一研究專題，由周克林來承擔這一課題的研究是相當合適的人選。從周克林的大學時代開始，我就曾經給他上過漢唐考古的本科課程，他是一位性情溫和、敦厚、訥訥無言卻讀書甚多的年輕人。曾經聽他們班的同班同學告訴我，周克林是班上讀書最多的學生。他成為我的博士生之後，我們之間除工作上的接觸較多之外，更多的對他的認識和了解都是通過平時討論博士論文的進展、讀書的情況獲得的，基本印象的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