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中國“電視知識分子”研究綜述
由於國內外在解讀“電視知識分子”概念時存在一定的差異，關於“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在我國相當豐富，而在國外學者的研究中幾乎難以看到“電視知識分子”這樣一個專有名詞。剝去“電視知識分子”這個概念的表皮，將發現中國有關“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其實質是“知識分子”與電視傳媒的關係、電視與學術等問題，筆者認為該研究存在兩個階段和三種觀點。
一、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3年。
這個時期的特點：知識分子介入電視現象開始被問題化；本土化的“電視知識分子”概念被提出；明確提出該概念並研究它的文章數量少；研究文章尚未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多為雜文和隨筆；學術界尚未真正把其作為一個重要話題進行研究，有關論述多是在文章中提到的隻言片語。下麵將這些學者的觀點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如下：
90年代中期，學者介入電視運作已經粗露端倪。“邀請學者主持電視節目，或進行電視訪談，近年來成了許多有影響的電視台上台階的重要手段。1996年開始成為熱潮，尤以中央電視台、上海電視台、東方電視台、廣東電視台為甚，其許多經濟、社會、文化等欄目都有學者參與。” 這個時期，一些學者對於介入電視的知識分子曾經給予了批評。如上所述，1997年何東提出“電視知識分子”時，給予他們以嚴厲地嘲諷：“他們所向披靡又無所不通最方便的竅門，就是隨時都將複雜的思想簡單化、深刻的問題膚淺化……如此繼續脫口而秀下去，相信他們還能把其它更為艱深的什麼學問話題，也都能改造而成能讓電視之下觀眾聽著嘻嘻哈哈的學術相聲和研究小品。”1997年胡誌毅也發現了這種現象：“在電子媒介領域，所謂傳統的知識分子或者說精英分子，除了給電影以適當的命名和承認之外，對於廣播電視，不是不屑一顧，就是嗤之以鼻。對於介入和參與電子媒介的知識分子視為離經叛道，近期在印刷媒介對於頻頻出現在電視中的學者的揶揄就是如此。” 當然，曲秀錦、閆忠軍在1997年也提出了正麵的看法：“可以說，學者介入電視，構成了20世紀最後十年中國電視的新景觀，電視由此被注入一股濃鬱的文化氣息和思想內涵。就目前的實際運作來看，學者介入電視基本上是對節目的創意策劃、撰稿、編導采訪、嘉賓主持等多個層麵的參與，盡管發揮作用的方式和程度有些差異，但學者所擁有的文化和電視傳播的契合有點問題卻是共同的……學者介入電視，是電視走向繁榮和成熟的內在需要，也是必然結果。”
1998年，謝泳在雜文集中寫道：“實際上那些成為學術明星的學者卻糊塗得很，他們以為自己在電視上頻頻出鏡，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大眾，我看這是自作多情。多數人並不這樣看，作為學者，老百姓是希望他們能在電視上出現的，但這隻是問題的一麵，他們更希望的是聽到學者在電視上說出真話，說出良知，說出不同於常在電視上露麵的那些人的語言，但他們常常是失望。說實話，有個別學者在電視上談起問題來，實在不像個學者，而更像個官員，假話、套話滿嘴，老百姓怎麼能不叫你們學術明星呢？” 周華安在1998年談道：“與電視傳媒擔負的浩大使命相比，‘電視知識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知識圈應當更自覺、更充分地占領聲像世界，以科學的頭腦和豐富的學識，以敬業的姿態和細致的運作，參與電視事業。”
2001年，曠新年對明星學者的批評甚至有些刻薄，“今天許多濃妝豔抹在電視報紙雜誌上不斷‘放送’其玉照尊容的明星學者，那些有如世紀之初上海灘花譜上的‘花魁’、‘四大金剛’什麼的” 。
第二個階段是2003年至今。
這個時期的特點是：“電視知識分子”概念被認為是由布爾迪厄提出的；學術界開始高度關注此論題；參與研究的學者和研究文章大增；研究文章具備一定理論深度；有關討論甚至擴散到大眾媒體，成為公眾話題；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出現爭鳴現象。
如前所述，2003年成為“電視知識分子”研究的分水嶺，此後多數學者在論及“電視知識分子”時，都將其作為布爾迪厄提出的概念。2001年夏天，清華大學發布的《清華大學文科科研量計算辦法》(討論稿)中規定：“中央電視台和鳳凰衛視每個專題節目(20分鍾以上)10分，省市級電視台每個專題節目5分。”電視媒體的影響直接引起學界轟動，也客觀上促使了“電視知識分子”研究的發展。陳平原也談到，學者明星化以及學術傳媒化，目前已粗露端倪，難怪清華方案“一石激起千重浪” 。
2003至2004年，學術界曾經就“教授走進直播間”進行了一場爭鳴。起因是郭五林發表在《當代傳播》2003年第6期的文章《教授走進電視直播間的學理思考》。該文提出：“教授走進直播間，使得電視信息多而知識貧乏的狀況得到改變……教授走進直播間，不僅完善和提升了電視節目層次，更重要的是增加了電視的知識性和權威性……媒介時代的教授，不再是僅靠著書立說、教書育人就能成名的了，而善於與媒體合作、經常在媒體上露麵的教授才能更快成為名教授。塑造教授的知識英雄形象，對於促進全民的教育，對於確定知識的基礎地位，電視都功不可沒。”對於這些觀點，李明偉和陳力丹在《當代傳播》2004年第2期發表《教授走進電視直播間的學理追問》進行批駁，其中李明偉談到：“電視有其自身的思想軌道和邏輯安排，在節目和教授之間，教授通常被要求服從於節目的整體播出。”對於郭五林的“教授走進直播間將使電視發生構成性改變，順利完成了淺俗向深刻的轉變”的觀點，他提出了批評：“我認為這是片麵的，也是不合實際的。”李明偉也在這裏借用了布爾迪厄的相關理論對“電視知識分子”進行批判，並認為郭五林隻“發現了教授在電子時代出名的技巧，但沒有對這種成名之道予以質疑”。陳力丹也在該文中指出，郭五林得出的結論不無道理，“但確實有點樂觀了”，還建議“有些經常做客電視的教授，如果願意到電視台做專家型主持人，這不失為一種加強電視從業人員專業學科力量的途徑……教授走進電視，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電視節目的權威性和知識層次，但並不會自然提高節目的道德水平” 。針對這場爭論，黃順銘也曾在2005年撰文《“教授走進直播間”與“布爾迪厄式批判”》，文章在對比前兩篇文章中觀點的同時，全方位地采用了“布爾迪厄式批判”，詳細介紹了“自主性的喪失”、“快思手”、“固有的思想”、“媒介常客”等一係列觀點，認為郭五林的觀點“是典型的‘他救’心理，‘仰視’心理。更合理的認識應是從根本上依賴‘自救’”。或許，“當‘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得到普及的時候，我們的電視可能就真正上水平上檔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