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電視知識分子與電視媒體場域
按照場域理論，我們首先必須分析與權力場域相對的場域位置，並勾畫出行動者或機構所占據的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結構。因為知識分子的政治和學術行為，不僅是由他們所處的位置直接或間接決定的，而且是由場內外各種製約因素共同影響的。多重因素的合力影響了他們的具體策略(非絕對的理性選擇，而是實踐意義上的、前反思性的策略)。布爾迪厄通過對應分析，發現諸如法律、經濟學、醫學等專業更靠近學術場外的經濟和政治權力，而人文和社會科學則更接近文化資本一端，其知識生產更傾向於自為目的。
一、知識分子場域中的電視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場的形成與現代教育製度的發展不無聯係。然而由這些以積累和傳承文化為業的知識分子形成的特定社會空間，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有其內在劃分和相應格局的。首先應當區分的是，布爾迪厄關於知識分子場的研究主要針對人文知識分子——被後工業社會邊緣化的知識分子群落；本研究由於涉及的電視知識分子來源於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即人文、科技知識分子)，雖然主要來源於人文知識分子，但是在中國語境下的知識分子場所考察的範圍包括了所有類型的知識分子。布爾迪厄認為，行動者的策略取決於他們所具有的位置，即特定資本的分配，還取決於他們對場域所采取的觀點，即從場域中某個位置點出發所采納的視角。
如果要分析中國電視知識分子在知識分子場域中的位置，我們需要從不同的層麵來逐一解剖。
首先，按照人文知識分子和科技知識分子來對知識分子場進行劃分，中國電視知識分子主要分布在場域中的人文知識分子群體，這與“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國策確立以及人文知識分子邊緣化密切相關。在中國知識分子場域中，科技知識分子更接近來自政治場和經濟場的權力，其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直接轉換程度和“兌換率”都較高 我們可以從“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國不設立人文學科院士；部分科技知識分子直接進入政界；中國科技進步獎的高額獎金；中國大學人文學科科研經費遠遠低於理工科等現象中發現端倪，不用刻意利用媒體作為中介來進行轉化，所以在介入電視媒體上的積極性也就顯得不高，甚至有學者喊出“呼喚自然科學界的‘易中天’”。不考慮自然科學話語較難轉化為電視化的大眾語言的情況下，的確反映了科技知識分子在場域中的相對優勢位置。反觀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文化資本多以間接形式轉化為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傳媒在其中的“催化”作用使他們傾向於靠近媒體場的權力。
其次，從知識分子的職業情況看，中國電視知識分子多出自高等教育和科研機構。這與西方知識分子介入電視行為有一定的區別。在西方，知識分子介入大眾傳媒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有與傳媒關係密切的公共知識分子，也有隻在校園內埋頭研究的專業知識分子，二者各行其道，並不矛盾。這一方麵說明，中國的現實國情還未催生大批的公共知識分子，尤其是“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之類的公共知識分子，社會還難以大規模地提供給他們謀生的途徑；另一方麵，大學教師為代表的學院派知識分子沒有達到西方專業知識分子的經濟資本獲取規模，在體麵生存的壓力下，他們中普遍存在的狀況為不是退守象牙塔內進行“為知識而知識”的活動，而更傾向於與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聯合。當然還有一個因素，即中國高等教育機構對於學術外兼職的“默許”或不嚴於追究，為大學教師提供了一定的“活動”空間。大學教師，尤其是處於知識分子場域中較高位置的大學教授，擁有社會上的廣泛認可和尊重，他們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相對豐厚，而多數的經濟資本與其社會地位不相符，所以尋求以自己的知識——文化資本和“聲望”、“名”、“學曆”——社會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的動力較大，也就可能、渴望並能夠將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轉換為經濟資本的電視媒體實行“共謀”。當然，如果從國外知識分子發展狀況看，公共知識分子在中國逐漸形成規模將是未來的趨勢，亦有可能隨著學院派知識分子收入的提高和高校管理製度的規範，公共知識分子漸次代替學院派知識分子成為中國電視知識分子的主流。
第三，從知識分子的年齡看，中國電視知識分子多為中年知識分子。“年齡常常把文化法則的代表與那些正在尋求改變這些法則的合法標準的那些人分離開來。”通過簡單的分析就可以發現，中國電視知識分子的年齡普遍處於40歲至60歲之間。老年知識分子在經曆了多年的資本積累後，大多已經處於知識分子場域中較高的位置，成為既得利益者，相對而言，這個群體的“自主性”較強，傾向於維持知識分子場域內部現狀，而抵製媒體場對於本場域的影響。中年知識分子也具備了一定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積累，但拒絕媒體的態度並不十分強烈，而電視媒體也願意利用其象征資本和合作的態度。而另一端，青年知識分子處於知識分子場域的底層，在話語權力和資本積累上都處於弱勢地位，電視媒體也難以相中他們的文化資本，這就決定了他們處於“顛覆者”狀態，希望打破舊的平衡和資本分配方式，表現形式為：他們在學術場中對權威挑戰；對中年電視知識分子的問題提出尖銳的批評，批評電視知識分子的文章的多數作者是青年知識分子；在麵對電視媒體時，常帶著渴望被“召喚”的態度，甚至是積極接洽與合作。
從整體而言，電視知識分子在知識分子場域中，處於電視媒體場與知識分子場結合的區域，在具體表現形式上雖各不相同，但是在對社會各個場域所產生的影響上，他們都具備了知識分子和電視媒體的雙重屬性。隨著他們的人數和規模不斷擴大，正逐步凝聚成一個子場域，從而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力，造就獨特的內部規則和權力分配機製。因為，“每個次場(subfield)都有它自己的邏輯、規則和規律性”。
二、電視媒體場的電視知識分子需求
作為一種外部勢力，知識分子在介入電視媒體場域的實踐中，改變和深度影響了媒體場域和知識分子自身。電視知識分子的產生並非完全出自知識分子對媒體介入的單方麵需要，如果從電視場域的角度看，是其在社會實踐形塑中自主地產生了對電視知識分子的需求。
首先，電視媒體場域內部競爭帶來了對於知識分子的需求。中國電視媒體發展的直接後果是，電視台、電視頻道和電視節目數量的劇增，中國已被譽為電視台數量上的“電視第一大國”。西方電視場域中的機構處於公共電視、商業電視、有線電視、無線電視、衛星電視等不同層次，相互間的鬥爭在不同層麵展開。而中國的電視媒體場域則存在著大量參與同質競爭的同一性質的電視機構 中國大陸目前沒有公共電視與商業電視之分，電視媒體為雙重屬性；中國大陸的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都在功能和內容上名不副實。而且，由於電視發展階段和特殊體製的限製，導致中國電視頻道存在著嚴重的同質化趨勢，相互間的競爭程度絲毫不亞於西方媒體發達國家。當然，媒體內容的同質化在全世界範圍都是普遍存在的，這與新聞媒體自身的發展規律是緊密聯係的，但是，我國電視媒體表現得尤為強烈。處在電視媒體場域中的電視機構為了擺脫惡性的同質競爭，尤其是處於不利位置或者市場的新入者、新興者，傾向於尋求“外腦”的幫助，獲取其在場域中“上位”的資本，知識分子的智慧資源成為它們的重要選擇之一。例如，香港的鳳凰衛視在1996年才獲得內地播映權，作為一個市場的新入者能夠迅速崛起並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央電視台平起平坐，在不考慮媒體背景和政策扶持的情況下，主要原因應是其大規模地引入知識分子參與節目製作和策劃，為它塑造了迥異於大陸傳統電視媒體的形象和節目形態。夾攜著知識分子魅力的鳳凰衛視在中國大陸電視媒體場域短時間內顛覆了部分資本分配規則，迅速占據了有利的位置，知識分子功不可沒。
其次，電視媒體場域中從業人員文化素質的提高建立了與外部知識分子的天然聯絡。隨著中國高等教育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普及化趨勢，進入電視行業的從業者的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也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也得益於電視對於社會的強大影響以及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擇業者對於“成名的想象”，電視媒體正在成為一個高學曆、高素質人才聚集的地方。以2000年的上海廣播電視在編從業人員為例，在約2500人的隊伍中，碩士、博士∶本科、專科∶專科以下的比例為4∶71∶9 。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進入媒體，為電視與知識分子建立了人脈上的聯係，甚至在中國普通民眾的心目中，電視工作者就是知識分子，電視場域與知識分子場域的融合程度提高了。合作的基礎在於廣泛的共識，這種融合也帶來了深層次的相互滲透，使電視從業人員的審美情趣和文化選擇日益知識分子化；從人的社會關係角度，同樣也促使了電視人對於知識分子介入媒體的“呼喚”。例如，自稱是電視媒體中“可以獨立思考的優秀知識分子” 來源於崔永元在中央電視台2007年3月16日《麵對麵》節目的訪談。的中央電視台主持人崔永元，就曾經在中國文學館的一次題為《電視庸俗化》演講中提到：“電視庸俗化的成因之一，是知識分子的不介入，理論上講知識分子介入一件事情，都會讓這件事情上一定的文化含量，這是理論上講。但是知識分子更不願意介入這件事，這是電視進步步伐緩慢的原因。”同時，一些高素質人才成為各級電視機構的管理者和節目製片人，客觀上形成了吸引業外知識分子的“中介”，無論是中央電視台早期的《東方時空》，還是現在的《新聞調查》、《心理訪談》、《百家講壇》等節目的製片人，他們都於知識界保持著廣泛的聯係，在每次新節目論證、舊節目改版、新頻道推出以及電視媒體重新定位時，處處可以看到媒體場域外知識分子的身影。有學者稱，學者的學術/文化知名度決定了媒介的文化檔次，當他們合謀齊唱的時候，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一個節目或電視劇的收視率，媒介提供定了調子的母帶，由精英將自己的聲音合成進去，為其增加文化味素，後者不但從中獲得經濟利益，而且借助這些媒介的影響擴大其他象征資本，使自我的資本積累、增值，進入良性循環。